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

　　——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阿兰若为梵语音译,意为寂静处。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如今,弘公手书的甘露井依然泉涌汩汩,清冽如昔。

　　泉边品茗,岩下步月,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事实上,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但能得门而入,无须跋涉,便是别样洞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是掩映在竹影中石砌禅房。屋中素朴的白墙上,挂着“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木刻楹联。这副集自《华严经》的对联,不仅彰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

　　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十多年来,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法音广宣,度众无量,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所长的戒幢佛学研究所,也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弘法教学之余,法师还以文字般若与大众广结法缘,目前,已出版人生佛教、修学引导、戒幢论丛、以戒为师四大系列丛书三十余册。其中,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既有面向信众的开示,也有对僧团建设的指导。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使无缘亲聆法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啜饮甘露。

　　日益繁忙的法务,使法师独享山色的闲暇相应减少。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法师先是作为“西园戒幢律寺第三届菩提静修营”导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佛子作了为期三天的《心经》讲座,并为营员传授三皈五戒、菩提心戒,主持西园夜话、传灯法会。紧接着,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授一周的《沙弥律仪》。然后又前往厦门,参加“第三届厦门佛事用品展”的开幕式。展会上,组委会特别提供了近百平米的展位,用于济群法师佛学系列丛书的展示与结缘。月末,由法师发起并主持的“佛教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了序幕,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舟车劳顿中的法师,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或许,这正是一个修行人“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境界吧。因为慈悲,所以入世度众;因为智慧,所以不著世间。

　　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仰慕,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真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生活,而佛法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教育,从而对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那么,法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他们像我一样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响。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对外界诱惑就不具备抵抗能力。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有所接触,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这几年,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在僧格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将这些放下,不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答:无论是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就有能力抵御外来冲击。尤其在现代,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要对出家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之后,越发认识到,追求真理、智慧和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此外,出家生活清净自在、无牵无挂,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个年代,您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那样的大气候下,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理想。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但出家人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后又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并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面也为僧格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一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一是厦门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终身受用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改变,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其他初出家者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剃度的人,什么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关键的,是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教戒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过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必须有善知识指导,有如法的修学环境。刚出家的人,大多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未能继续长养这一发心,结果半途夭折。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答: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弘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净自然的环境,对我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愿心。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正信佛教”和“人生佛教”系列讲座。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又使我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我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问: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弘法事业?

　　答:从1992年开始,我一直在国内外举办各类佛学讲座。在弘法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才实在寥寥无几。所以,培养人才是目前教界的当务之急,因为“道在人弘”。我出家二十多年,从求学到教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学院。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希望能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目前,我在闽南佛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学者一起,共同实践我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问:多数人都认为,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但法师在《我理想中的僧教育》一文中,却特别强调多种人才的培养。希望学员们在强化佛法修学的同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自利利他的实践中成长。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业有关?

　　答:对于佛教教育来说,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佛学研究所为例,两地都招研究生,旨在为致力佛学研究的僧众创造条件。同时,还发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即《闽南佛学》和《戒幢佛学》,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佛学研究。

　　但是,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学佛的关键是在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是要能学以致用,能以佛法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戒幢佛学研究所还推出了面向社会的弘法刊物《人世间》。每期关注一个主题,如环保、财富、信仰、道德、护生等,希望从佛法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从而纠正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误区。

　　问: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举办讲座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整理成文后,就能利益更多的人。自1999年出版“人生佛教系列丛书(包括《心经的人生智慧》、《幸福人生的原理》、《学佛者的信念》)”以来,近十年中,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目前已出版的书籍有四大系列,其中,以“人生佛教系列”的适应面最为广泛,即使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从理性层面来接受,共有十多小册。而“佛法修学系列”主要是针对信众的引导,并以皈依、发心、道次第这些基础建设为重,如《皈依修学手册》、《认识菩提心》、《佛法修学次第》、《问道》等。“戒幢论丛系列”侧重于学术性,主要是对佛法经典的解读,如《真理与谬论》、《认识与存在》、《菩提心与道次第》。“以戒为师系列”则是今年最新推出的,定位为“普法丛书”,希望通过这些对戒律的简明解读,使僧团大众对法和律具备基本认知,现已推出第一辑,包括《认识戒律》、《戒律与佛教命脉》、《僧伽礼仪及塔像建造》、《出家剃度及沙弥生活》、《比丘资格的取得》五本。

　　问:音像制品是海外较为普及的一种弘法形式,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通过音像制品来弘扬佛法,在某种程度上,比书籍的普及面更广。比如对那些认字不多、年老眼花的信众,或是对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信众,音像确实有书籍所没有的优势,而且更直观,更亲切。近年来,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目前已出版各类音像制品数十种,有DVD、VCD和MP3等格式,并会将这项工作作为未来几年的重点。

　　问: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想必法师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通过网络弘法,的确比传统弘法方式有更为广泛的覆盖面,它是全球性的,不受地域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自1998年起,我们已涉足网络弘法,2000年初具规模,推出两个网站。一是“戒幢佛学教育网”(),包括我的所有文集和音像资料,对我参与弘法以来的所有工作作了全面概括。

　　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而面向社会弘法就更显得薄弱。有鉴于此,“戒幢佛学教育网”还开办了“网络佛学院”,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通过视频为散居各地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问: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

　　答: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其次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为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内修外弘;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以戒幢佛学研究所为平台,实施教学理念;再就是各地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的教学和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愿心。

　　问:从目前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去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但问题和负面新闻也在逐渐浮出水面。作为出家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从表面上来看,佛教界的发展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还有太多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

　　一、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要明白,出家人的本份就是内修外弘。自身的佛学素养和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将他们引向迷信、盲信的误区。而作为寺院来说,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也是民众净化身心、舒缓压力的净土。定位准确了,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向社会。

　　二、应着手于佛教的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佛教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教育制度、建立僧阶有序的制度。这种“级别”是根据僧人的戒腊、道德、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以此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和待遇。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虽然也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探寻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

　　五、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

　　六、对僧团的财富应予以合理使用。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如何合理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都是在修庙、造大佛,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的应酬中,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等着贬值。如何使这笔财富用之于佛教的弘法事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七、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所以,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是要契理契机。也就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脱之道。

　　八、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庄严、和谐。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刊登于《人物周刊》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