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楚狱”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楚狱”问题

　　巨赞法师

　　佛教传入中国,通常都以为是后汉永平七年,明帝因梦见金人而遣使西行求法,十年还汉,中国才有佛法。可是《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上说,在永平八年的时候,楚王英为了响应“入缣赎罪”的诏令,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愆罪。明帝下诏回答道: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传。

　　足见佛教传人中国,必然早于永平初年,而楚王英是我国佛教史上信佛最早的着名人物,所以《后汉书·西域传》上说:“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这大概是确实的。

　　不过到了永平十三年,楚王英就以大逆不道被废徙丹阳泾县,十四年,自杀。《楚王英传》内又说:“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这样大的案件,究竟与佛教信仰有无关系,被所谓“辞语相连”的人,是否都是佛教信仰,自然要引起佛教史家的猜测。因此有人认为,由于楚王英提倡佛教,信从他的人很多,因而造成一种声势,刺激了明帝,所以才派遣使臣西行求法,这与其说是信仰佛教,不如说足为了和楚王英争取群众。从这一猜测出发,被“楚狱”牵累的人,自然也都成为佛教徒,或者说楚王英门下的信佛之徒全成为缧绁之人了。但是历史事实是否如此,似犹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想可以先从汉明帝的为人谈起。《后汉书》卷三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所谓“察察”和“苛切”,虽然大体上描绘了汉明帝的为人,其实已经为他加工粉饰了,汉明帝的为人,实际上是很难用“察察”或“苛切”说明的。《钟离意传》云: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菘,以杖撞之。菘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后汉书》卷四十一)

　　在封建时代,帝王称为天子,其尊严可知,而汉明帝居然亲自动手打人,这还成什么体统。因此钟离意上疏谏争,其中有云:“群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这是当时的政治情况,而足汉明帝带头造成的。汉明帝为了推行他的苛政,还创设了许多刑罚。如《陈宠传》云:

　　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敬纳宠言。……遂诏有司绝钴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着于令。(《后汉书》卷四十六)

　　又,《左雄传》云:“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所谓“扑罚”即捶扑,为九卿大臣而设。如:“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后汉书》第六十一卷)这是在所谓犯官听到传呼,快步上前的时候打他,似乎比《水浒传》上牢狱中的杀威棒还要可恶。捶扑的刑罚,一直拖延到汉顺帝的时候才废除。

　　汉明帝对于臣民如此残暴,而他自己则装扮得非常儒雅。他经常亲自在太学正坐讲学,而令“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后汉书》卷七十九)。又自制“五行章句”,令桓郁校定,并对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问郁子几人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学,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居然以道统自任,可见汉明帝是一个好自用而又十分偏激刻毒的人。

　　其次,再研究一下当时侯王造反的三种情况。第一种足本人确有反意。如广陵思王荆在光武死后,哭不哀而伪造书信,劝说东海王强拥戴他为天子。后来又对相工说:“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工告密,荆惶恐自系狱,得到宽大处理而仍不肯改,使巫祭祀祝诅,妄图造反,有司举奏请诛,因而自杀(《后汉书》卷四十二)。

　　第二种是本人并无反意,而是侍从们想升官发财,曲意制造出来的。如《梁节王畅传》云:

　　畅性聪慧,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畅惭惧,上疏辞谢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长养传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归国,不知防禁,从官侍史利臣财物,荧惑臣畅,臣畅无所昭见,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后汉书》卷五十)

　　刘畅谋反的案件,幸而发生在和帝时代,所以得保首领。

　　第三种是完全出于邀功者的诬陷。如《陈愍王宠传》云:

　　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惜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情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迁诬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后汉书》卷五十)

　　师迁本想用诬告讨好朝廷以图升官,结果反而人头落地,可谓自作自受,不过从这里可以知道,封建时代的官场,确实足荆棘满途,黑幕重重的。

　　楚王英的谋反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究竟是属于那一种?我以为足第二种。因为楚王英从小就与汉明帝交好,在永平八年,即进爵为王以后的二十五年,尚无谋反之状,此其一。谋反案件的揭开,由于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广”的告密,而告密的罪状和其后有司案验的奏请是大有出入的,此其二。《楚王英传》上说,男子燕广密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谶,有逆谋事”。这在当时上下迷信图谶的环境里足习见不鲜,不能作为谋反的确实证据的。可是在有司案验之后的奏请里,就成为“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罪行严重的反叛首领了。但是这个所谓“严重”,是否就是上面所引《陈宠传》中“尚书决事率近于重”的重呢?我以为是的。《后汉书》卷八十一《陆续传》云:

　　续幼孤,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檀粥。……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即明帝)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远至京师,觇候消息。狱事持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续虽觉考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禁锢终身。

　　这一段描写当时决狱的情况,非常生动,所以把它完全录下来,从而对于所谓“楚狱”得到三种重要的认识:第一,尹兴在饥荒之岁令陆续赋民粥,有爱民之心,似不失为“善士”;第二,陆续和梁宏、驷勋等深爱尹兴之贤,又确知尹兴没有参加楚王英的反叛集团,所以备受考掠而终无异辞;第三,汉明帝得到的所谓反叛名册,它上面所开列的人名都是天下善士,而这些善士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已登入楚王名册,与楚王也无多大联系,或者竟不相识,所以尹兴的冤狱经过陆续等坚持,真相大白,终于得到赦免。

　　与尹兴的冤狱相似的足薛汉和焦贶的案件。据《后汉书·儒林传》上说:永平中,薛汉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当然也是“善士”,所以上了楚王英的名册,因而“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云:

　　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戆,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帝怒稍解。

　　这一段记载告诉我们,汉明帝亲自审理楚王英的反叛案件,并且不准收尸。而廉范的行为也和陆续仿佛,可能由于薛汉无辜受害,义愤填膺,所以有此义举。

　　又,《郑弘传》云:

　　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姓名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铁质诣阙上章,为脱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后汉书》卷三十三)

　　这一段记载当中明明说足:“以疏引贶”,当然也是根据名册逮捕的,而郑弘上书为贶讼罪,可见有冤可伸。又郑弘为焦贶讼罪之后,“拜为驺令,政有仁惠,民称苏息”。如果说师徒之间可能互有影响的话,那末焦贶未始不足一个“善士”。王充《论衡》卷一《累害篇》云:“焦陈留君兄,名称衮州,行完迹洁,无纤芥之毁。”《集解》引悼广云:“袁宏后汉记,郑弘事博士陈留焦贶。……知此文当足陈留焦君贶而伪倒也。”此焦贶为善士之又一旁证。从这三桩案件上,可以知道,有司奏请上所说的“擅相官秩”等等,大概是根据这个善士名册编造出来的。

　　那末,楚王英为什么要阴疏天下善士,造此名册呢?我以为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似乎还不失为一个有头脑的人。因此,他面对着刻毒的明帝和上下离心的朝政,心里不能不有所警惧,因而想摸一下治乱的底细,所以就把当时各地方当局在治绩上有一套办法的人如尹兴、薛汉、焦贶之流,录下了名单,这就是所谓“阴疏天下善士”。可以说,楚王英造善士名册,目的不足为了造反,否则,他又何必单疏善士呢?不过他也不能不受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因而也就相信符瑞和图谶,所交往的人也不免过于庞杂,例如男子燕广告密中提到的王平颜忠,就不足正人君子。《寒朗传》云: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注谓形状也)独问忠平,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乃召朗入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后汉书》卷四十一)

　　王平颜忠为了想洗刷自己,诬陷四侯,正人君子必不如此。象卞忌、王礼那样蛊惑楚王英造反的,必是此等人。楚王英有此弱点,又遭逢刻毒的明帝和“以苛刻为俗”的政治局面,所以这一案件,在当时牵连极广。《鲍昱传》曰:

　　肃宗(即汉章帝)召昱问……对曰,……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后汉书》卷二十九)

　　又《袁安传》曰: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复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个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后汉书》卷四十五)

　　可见为了考察楚狱,除在洛阳审理外,又在汝南,楚郡等地审理,规模之大可知。其中如鲍昱、袁安虽然主持了公道,而没有获释的人,不一定都有“明验”。因为寒朗对汉明帝说:

　　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牾陛下者。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鲍昱、袁安要想释尽楚囚,使无冤屈,也是不可能的。而那许多最后还不能不冤沉海底的人,恐怕大都是册上有名,而又无陆续那样的下属替他声辩的“善士”。这许多人都与楚王英没有什么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佛教信徒。所以不能因为“楚狱”牵连极广,而就以为楚王英因信佛而造成了声势。

　　诚然,楚王英在“谋反”之前是有一部分信佛的群众的。如永平八年,汉明帝的诏辞中有“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之语,不过,就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所谓伊蒲塞、桑门的人数可能不多,而其中的伊蒲塞,一定有楚王英的眷属在内。但是楚王英的眷属并没有因“楚狱”而陷身缧绁。因为《楚王英传》上说,楚王英虽然废徙丹阳泾县,而仍“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从,得乘辎耕,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官。”所以说楚王英门下的信佛之徒全成为缧绁之人,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从“楚狱”的历史资料上,所了解到的楚王英信佛的情况与声势,如上所述,实际上汉明帝没有为了和楚王英争取群众而派遣使臣西行求法的必要。至于汉明帝为什么要派遣使臣西行求法,或者是否真有此事,则中外历史家和佛教史家已经讨论得很多,拟另为文详之,不赘。

　　(原载1 962年7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