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宝论1、自序

　　僧宝论1、自序

　　我追随了一个大众很少有机缘正面了解的群体。他们淡泊名利却能让人深刻体验大悲大喜,常常被社会的各种浪潮裹挟却从不随波逐流,多数是青年却传承着最久远的文化,时常面对死亡却又为生命之花更加灿烂而努力,直面痛苦与黑暗却又给人最多的光明与希望……无论你信与不信,他们就这样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穿着古老的服装行走在现代的人群中。他们,就是汉传佛教群体中的“僧”!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僧人历来都被称作“方外”,是“在世俗社会以外”的一群人的意思,从行为方式上看,他们“不必礼敬君亲”,而且依法免于赋税与兵役,并且不被归属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虽然离群索居,但却异常关注社会大众的生存状态,说:“大众慧命,在汝一人,汝若不顾,罪归汝身”。他们不是不管人类死活的群体。

　　在中国汉地居住的僧侣,称为“汉僧”,与南传或藏传佛教相比,他们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最早,由于文化的不同,在印度很正常的“出家修行行为”,一进入中国,便遭到极大的质疑与批判。因为“剃发染衣,毁弃形好”而出家的主张在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得毁伤”的正统文化面前,实在显得太过叛逆!于是,这个群体开始了与中国主流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又因为地域及民族心理的原因,进入汉地的僧众,更加表现出与藏地及南传佛教明显不同的人文气质。汉地僧团,在其核心精神的引领下,创立了至为辉煌的“汉传佛教道统”!

　　在汉传佛教史上,唐代密宗的失传,使佛教群体主流与“上师”这个词汇缘疏,唐代顿悟禅宗的发展又使汉传教团与“内观的安那般那”拉开距离。其后,注重参悟的禅宗和注重持名的净土都或多或少,与藏传佛教或南传佛教的师承模式渐行渐远。加之华夏文化“春秋笔墨”“微言大义”的特性,使得汉传佛教更加地“尚简”和“藐视形式”!

　　于是,为僧者方堪为师,这种佛教传承者主流身份的定式,便自然而然地显著了起来,“师僧”这个词汇,早已走进人们的视野,只是,人们习以为常地不去分析这个词汇在佛教传承中,有何与众不同。千百年来,中国的僧众以平常心接受着人们对佛法的打击或护持,对僧人的奚落或爱戴。他们充满理性地选择边缘化的生存空间,远离闹市而甘于“天下名山僧占多”。

　　对于汉传佛教而言,“师僧”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因其为师者必定是僧,既无如西藏那样的密教规则,则自然也没有如“在家人活佛”那样的师长阿阇梨。客观地说来,“师僧”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僧众群体,承载汉传佛教住持与教化的一切使命。此群体有别于南传佛教僧团,在断除烦恼的戒定慧三学以外,更富于师徒间的情分。甚至于因此导致了寺庙分工的不同,小庙剃度,大寺参学(小寺庙承担剃度及师徒间的教育任务,大寺院承担大学一样的公众教育责任)。此群体有别于藏传佛教,不像密教上师那样全面地把握弟子的一切,多数时候,他们给予弟子“家无常礼”的宽松教诲。他们需要在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考虑折衷之道,因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汉传依止”文化。

　　身为师长的这些僧侣,教导弟子“足恭伪态,礼之贼”,而一切尊“用心”为至尚;教导弟子“苛察歧疑,智之贼”,而主张于佛法大海中可用“疑情”,但不可滥用“思议”。注定了在依止法的领域,汉地佛弟子及师僧群体之间,必定要出现更为进步的“依止”文化。

　　旧时代的汉传佛教已成为历史,汉传佛教的特殊性传承并无现成的路线可供全面借鉴,于是,了解其根本性的意涵,成为首要任务。因为,汉传佛教不怕没有形式,最怕不知纲领,形式不备可以再造,纲领不明则永远也无法重建!

　　正在终日忙碌着的人们,就像一辆辆已然疾驰如飞的汽车,仍在不断加速。车身的温度一天高过一天,飞奔在其热如火的路面上。这辆车并不缺少升温机制,其本身已在快速变热,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它急需降温!只有降温机制,才能保障它安全运行。此时,僧众成为帮助众生回归安宁与平和的重要群体。僧宝将是降温机制的生产者,如守培法师所言:功名利禄,自不能得,自不如彼,心生热闹。若见僧人,逃名避利,安贫乐道,烦恼心息,自得清凉矣!僧宝,是现代人的一剂“清凉散”,人们太需要了!

　　当今社会各界急需对僧众作正确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否则,我们将不断错失僧团为人类带来的种种福泽。僧宝这个群体也急需振作。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人都不无烦恼,以现有僧宝教世导俗,远远不敷所需,更何况还存在个别僧侣不能尅尽己责的现象!在如此重大的社会职责面前,僧众急需确知自身价值,明了个人使命;俗众更需明确自身地位,承担护持责任。

　　作为佛陀的追随者,虽然难以具备承载正法的力量,但出于爱护四众群体的责任,我试着用本书的内容,来阐明僧宝的大义,期望以此努力,能在佛子的心目中,多少摆正一些僧宝的位置!书中虽然没有多少个人创见,但相信其中的主张,能让全新一代的师僧与弟子们,在探索中,更为客观地、通情达理地、远离狂热地,承担起全面传承佛法的伟大使命!读者大众,必将谱写更加伟大的僧宝论!

　　明贤谨序于江西石门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