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对人间佛教的贡献

　　台湾佛教四大道场之一的法鼓山，其开创者释圣严(1930-2009)是当代台湾地区“中国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也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中国人间佛教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和主要发展者之一。他以对佛法真谛的坚定信念与无限信心，克服重重困难，以佛为师，以戒为师，正信正行，勇猛精进，为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当代台湾地区的弘扬及其国际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与实现历史性现代转型的时代。清末杨文会和释寄禅等人发起和推动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在近代西学东渐大潮和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释太虚、欧阳竟无、释弘一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人间佛教运动的潮流。这股历史大潮虽然与新旧交替和救亡图存的现代中国社会相伴随而屡经曲折，但是终归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与发展的主流。正如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释永惺所说：“人间佛教是(现代佛教界)唯一的出路，也是佛教利益众生的唯一路向。”释太虚等人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运动，既是中国佛教文化现代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宗教与文化对话、构筑人类新型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近60年来的台湾地区佛教界，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复兴与历史转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其中，慈航、东初、白圣、印顺、星云、证严、圣严、惟觉和李子宽、李炳南、周宣德等无疑是振臂一呼的旗手和主要参与者。在他们之中，圣严年龄相对较小、出家相对较晚，但是，他在振兴台湾地区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推动中国佛教国际化上却后来居上。

　　圣严在现代中国人间佛教史上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开创了现代中国僧伽知识化与学术化的新局面，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树立了典范。现在大陆和台湾不少中青年僧伽相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积极参与佛教文化教育与慈善事业，这与圣严率先树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僧和学问僧的形象有着重要关系。这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僧伽理念的最好体现。

　　圣严的第二个历史性贡献，是他在藏密和东密及日本禅学与禅法长期流行的国际社会里，将中国禅学与禅法以现代形式推向异域文化。他在美国等地建立国际禅修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学，特别是中国禅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进程，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文化的了解不再只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演。

　　圣严的第三个历史性贡献，是创建了法鼓山僧团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业。法鼓山作为当代台湾地区佛教的四大僧团之一，在当代台湾地区乃至当代中国和世界华人社会的佛教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由他主持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大力开展国际性的佛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出版事业，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参与国际佛学与宗教文化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为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树立了榜样。

　　圣严的第四个历史性贡献，是他契理契机地推进了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建设。他不仅率先提出了“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心灵环保”现代人间佛教思想，并以此作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而且通过提倡和推广“礼仪环保”、“心五四运动”、“新时代心六伦”等实践形式，积极推动从心灵环保到社会环保，被称誉为“稳定台湾人心的力量”，使现代人间佛教充分发挥了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积极功能。

　　圣严的第五个历史性贡献，在于他为身后留下了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圣严法师遗言》。

　　太虚、印光、弘一、虚云被公认为现代中国佛门的四大高僧。圣严从已故灵源长老那里传承了虚云所接续的禅宗法脉，并自觉继承和弘扬了太虚大师所开创、印顺法师所深化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正如他在自述“学思历程”中所说：“我必须承认，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两人很大的影响。”圣严法师的遗言体现出对印光、弘一所树立的现代佛门风范的自觉继承和弘扬。如印光和弘一两位大师都在舍报前留下遗嘱，要求身后事从简，不搞追悼会、建塔及其它纪念活动，而圣严在遗言中要求在他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不建塔、不立碑、不竖像、勿捡坚固子。礼请一至三位长老大德法师，分别主持封棺、告别、荼毗、植葬等仪式。务必以简约为庄严，切勿浪费铺张，灵堂只挂一幅书家写的挽额‘寂灭为乐’以作鼓励；恳辞花及挽联，唯念‘南无阿弥陀佛’，同结莲邦净缘。”并要求在他身后，请林其贤教授夫妇，将其“年谱”，“补至我舍寿为止，用供作为史料，并助后贤进德参考。故请勿再编印纪念集之类的出版物了”。

　　佛教的弘传依赖于佛、法、僧三宝。佛教历来强调，佛在以佛为师，佛不在以法为师；而法依戒而存，戒在则法在。因此，依法守戒的僧宝之健全，是佛法得以弘传的根本保证。圣严在遗言中，强调僧团的重要性，要求其“遗言嘱托”，由“僧团执行”。这是他对僧团的信任，也是他对僧团的期待。他特别提出两点：一是，“凡由我创立及负责之道场，均隶属法鼓山的法脉，除了经济独立运作，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唯在国外的分支道场，当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期禅修在异文化社会的生根推广”。二是，“法鼓山总本山方丈一职，不论是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亦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是为永式。佛说：‘我不领众，我在僧中’，方丈是僧团精神中心，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

　　《圣严法师遗言》力图打破法派或剃派丛林中过于依赖人治等传统积弊和时病，强调“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宜纳入统一的机制”，“督策僧团寺务法务僧断僧行”的总方丈，当“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完全拘泥于在剃派丛林(僧团内部)中产生未来的总方丈，也没有完全拘泥于总方丈必须是比丘而不可以是比丘尼的流行习惯，而更强调的是“依法、依律、依规制，和乐、精进、清净”的选贤标准。这说明他并不拘泥于时下普遍流行的剃派选贤制而把十方选贤看作法鼓山僧团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这是他对太虚大师所制定的现代人间佛教僧伽制度的创造性发展。

　　《圣严法师遗言》强调了法鼓山国际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和人事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以确保真正的中国禅法在多元文化中生根推广。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禅文化当中。可是，近代以来，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禅文化是日本禅。从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圣严就去美国努力弘扬中国的禅文化，积极推动以禅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他所领导的法鼓山僧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强调国际道场的禅风一致化，就是要不断推展中国佛教文化的国际化事业，使中国佛教文化真正在异域文化中生根、开花、结果，从而把中国的佛教文化智慧贡献于现代世界新文明的建设，使融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新文明更具有包容、和谐与慈悲精神。因此，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或国际化，就是要自觉地向那些大力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古代高僧大德们学习，让接受中国禅法的各国本地僧伽领导其僧团建设和弘法事业，这就是圣严所提出的人事本土化。很显然，圣严的这一遗愿，充分吸取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智慧，充满了对中国佛教文化世界化的美好愿景。

　　圣严在遗言中特别强调他的身后事，“不可办成丧事，乃是一场庄严的佛事”。他最后说偈：“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我，生死皆可抛。”

　　圣严在《人间世》的一篇文章中说到：“面对生离死别，人们之所以如此哀伤，主要是不了解人是为何而生的。依佛法的认知，人来到这个世间，有两个任务：一是还债受报，偿还过去多生之中恩怨情仇的债务，接受福报与苦报；二是还愿发愿，人们在过去无数世中曾经许过的心愿，必须逐一完成，在受报还愿的同时，也可继续发愿。当在这一生中的债务及愿心告一段落时，便算任务结束，就可以安心地离开世间了。”我们相信圣严法师诚如所言，他是完成了无数心愿之后而“安心地离开世间了”。但他对现代中国人间佛教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