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与佛书

　　善书与佛书

　　凡是劝人为善止恶的书籍,都是善书。因此,佛书明因果、讲善恶,所以也被视为善书,并且有几种佛书也被杂在民间信仰的善书群中,大量地印送。由于善书与佛书的界限混同,致使现代人的佛学著作,不论有无版权,往往也被印赠善书的个人或团体,未取得著作者及出版者的授权,便擅自影印,甚至认为一本着作,能被他们影印赠送,是对作者的尊敬,作者不唯不应反对,而且应当感到光荣。

　　早在五十年前,照相影印及打字电脑排版等技术尚未普遍发达的时代,仅靠木刻以及铅印印刷,想要将一本着作出版流通是相当困难的,若非确有流传的价值,便不可能被许多人刻印流通,能够发心集资刻印佛书及善书流通,实有无量功德,佛经中也处处鼓励、赞叹、劝勉书写及流通佛经的功德。

　　可是,现代的科技进步之后,佛教界的出版品,即分成两大类型:一类是保持着善书的方式,有计画地印赠佛书,例如乐崇辉居士主持的大乘精舍与《慈云》杂志;原由唐启扬等居士领导的普门文库,现在改属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由陈慧剑居士策画;净空法师与简丰文居士主持的华藏法施会及佛陀教育基金会;成一法师与徐槐生居士主持的菩提文库,以及其他个人和团体,做不定期、不定数的印赠佛书。这一类型的印赠内容,已往一向是影印老书及旧作,而且封面、装订、印刷、纸质,都很粗陋,目前已在渐渐改进,重视出版物的品质与规格,其必将走上精美、精致、简易、通俗而不失高雅的路线。

　　另一类是迈向企业化、专业化、公司化的出版方式,有计画地以编译、编集、影印等方法,出版丛书、类书、全书、集刊等大部头的佛书。有的是请专人,以薪给计酬,有的则特约专人,依件计酬,此可以天华、弥勒、华宇、新文丰、佛光、文殊等数家出版社为代表。由于此情势的发展,因而近年来也有了以承印佛书为主要业务的印刷公司。

　　过去的佛书,除了以善书方式零星印赠之外,大部头的藏经及全书等,只有向海内外各寺院及佛教团体或少数的法师居士推销,近几年来的发行对象,则除了佛教界的团体及个人之外,已转变为国内及国际的各大学府与各大图书馆,乃至一般的学者,也有了备置大量佛书的风气。由此时风所趋,若干文、史、哲学,乃至社会、宗教的研究者,也开始写作佛书,有几家普通书店,也在渐渐出版经销佛书了。这也证明,台湾的社会,已接近已开发的国家,如美国及日本,普通书店都会陈列佛书,而出版佛书、推广佛书的发行量,则是商业行为的文化服务,不是印赠善书似地为求功德而广结善缘。

　　至于善书与佛书的界限,确有重大的区别。佛书虽可以印赠善书的方式,来普遍分送,但佛书有别于一般的善书,则无庸置疑。所谓善书的定义,是指被现代宗教学者称为民间信仰的产物,即是流传民间劝人为善的书籍。内容兼有儒家的伦理道德,道教的祖、神、天、仙及修养,佛教的因果报应,包括了劝善、养生、励志等的文字。采用儒家的《孝经》,道教的《太上感应篇》,佛教的《心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金刚经》、《六祖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另有常见的《了凡四训》、《玉历宝钞》,乃是释道杂糅的善书,但其主要来源,是借口神仙颁授、佛祖密传的信仰,以沙盘或借窍等方式,从扶鸾、乩童等灵媒处传出的笔录。由于当作善书流传的,必须通俗、易懂、简短,易为民间大众所接受,始能投合儒释道三教同源合流的民间信仰。又由于若干种佛经,也被当作善书流传,在沙盘或借窍等灵媒传出的笔录中,也常见到儒释道三教的常用语汇,因此一般人也将所有佛书视为善书。实则儒释道三家的其他重要典籍,很少被当作善书来印赠的。

　　善书的体例,有歌谣,如《太阳经》、《太阴经》、《灶王经》等;有唱讲,如由变文演化成的宝卷或宝传;有散文,如《太上感应篇》;有神仙行述、因果故事、对话、语录,如王善人的《王凤仪嘉言录》等。一些民间信仰的宗教结社与个人,既流通善书,也制造善书,并以流通善书的型态,传播他们的信仰。例如明末的罗清,留下一套五部六册的《宝卷》,创造了无生老母的信仰,现在已为一贯道所沿用。民初大陆时代的上海,有明善、宏大、锦章等书局,专印善书,目下的台湾,印刷善书的则有三扬印刷公司、宏大印书馆等。除了若干个人及个别的神庙等团体印送善书之外,有计画地印送善书者,则为一贯道、儒宗神教、慈惠堂(信仰瑶池金母),贡献最多的,据说是台中的圣德堂和圣贤堂。他们寄赠的对象,几乎了无拣别地、一车一车地、成包成捆地交由货运公司及邮政机构,分送到全省,乃至香港、星、马及美、加等地的华人寺庙,故在许多佛寺,也可发现堆积待取的这些善书。

　　民间信仰者心目中的佛教寺院,也同神庙一样,故误以为在佛寺中见到鼓吹民间信仰的善书,也算是正常现象。其实,从正信佛教徒的立场,来看这些善书,最多是属于人天乘的神教,不是佛教寺院所当接受的佛书。佛寺中陈列类此的善书,就像出家的僧尼到街边分送基督教的《新约》、《旧约》相似,既是不伦不类,也是认客为父。佛教的寺院有必要也有权利拒收这些善书,否则,回教的清真寺及天主、基督的教堂与聚会所,也该分派佛经了。

　　佛教徒不必排斥民间信仰的善书,但是不能以为民间信仰者也印赠佛经,就认同他们是佛教。他们与佛教的最大差异,在于信神,不论其有无组织,或是多神、一神,均属神教的层次,他们也将诸佛菩萨,视作神灵崇拜,或将佛与菩萨置于天界,置于他们所崇拜的主神如瑶池金母、无生老母、明明上帝之下。他们是用神教的观念来理解佛经,不是以佛学理解佛经,佛经被他们用作充实神道的内容,不是为了阐扬佛陀化世的本怀。所以佛教徒当读佛书而不宜宣传善书。因为善书中的优点,佛法中已经有了,善书则仅落于民间信仰的层面。我们欢迎看了善书的人,进一步来看佛书,却没有必要降低层次去宣传善书。

　　不过,近年来由于台湾地区的经济繁荣,民间信仰的神教发展,非常迅速,他们的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培养罗致了不少人才,对于印赠善书的经营,已渐渐步上专业化的程度,印送的善书,从印刷、装订、封面设计、纸质选择及插用图片等方式,朝精美的方向努力,寄赠到人手上,使人眼目一新,而不忍丢弃。佛教界如何因应,对于印赠佛书的专门组织及大心善士,毋宁也是一项挑战。

　　今后的佛教界,必须大力培育撰写佛书、出版佛书、经营佛书的人才,以迎头赶上东邻日本。日本如今已有一个「佛教书出版贩卖连盟」,包括东京及京都地区的,总共十五家佛教专门书店及出版公司。当我们有了足够水准与足够数量的佛学撰作及佛书出版的专业人才之后,赠送佛书的水准和赠送的方式,也可参考日本沼田惠范氏于昭和四十年(西元一九六五年)创设的「财团法人佛教传道协会」的作法。该会为使教内外及国际间,甚至全人类,以现代人的立场,促进对于佛教精神的理解与振兴,特别聘请第一流的佛教作家,用现代语,编译了一部精简充实并实用的《佛教圣典》,以上等纸张二十五开本精装三百多页印行,分送至全国各观光旅社的每一个客房中的抽屉内,并且欢迎旅客随喜带走,随后更将该书译成了欧美及亚洲各种语文,出版发行。所以寄望台湾有远见的佛书印赠团体及个人,为了迎接明日社会的需要,不仅印赠旧书,或将旧书新装,更要以推陈出新的姿态,推广出版时代大众都能接受、都愿接受、都当接受的佛书。最要紧的是要从《大藏经》中取材,切勿采用一些附佛法外道的著述,以及盲修瞎炼者的杜撰,否则就与出自乩童灵媒之口的所谓善书,没有差别了。

　　(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人生》五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