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性书院讲录

　　论复性书院讲录

　　马君复性书院讲录一二三，文从字顺，其辞雅驯，义积纯熟，其理平允，宛若程、朱、陆、王之再现。虽笃行践形处犹未获深知，而读书为说，则粹然类之矣；岂惟类之，且尤有胜之者也。试略言之：马君于禅宗语录，台贤教义，亦研习得相当纯熟，引之比合儒言，乃往往恰到好处，使儒道藉以辉煌炳耀，大有非宋、明道学诸儒所能及者，其胜一也。承清代发皇小学考据经子之盛，马君亦尝含咀英华，撷拔芳萃，其取精用弘处，亦有非宋明儒之空腹空心、疏谬夸诞堪比者，其胜二也。值清季民初以来，欧西学术云奔雾集，震荡全国，自政治教化以逮民俗生活，均呈剧变，马君胸有悬衡，静观默察，其所愤悱启发于世缘者，亦远超宋明诸儒而上之，其胜三也。然大醇不无小疵，再更端议之。

　　‘阳明释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不善会者亦遂以物为外；且如阳明言，则大学当言格物在致知，不当言致知在格物矣’！按阳明言知善知恶是良知，不曾言知善知恶是致知；致知即致良知，就在为善去恶的格物上力行，故又言知行合一。何得云如阳明言则大学当言格物在致知不当言致知在格物耶？殆犹未免于先儒妄生异同，心存取舍欤！

　　‘天台据法华判四教，慈恩依深密、楞伽判三时教，贤首本华严判五教’。按判三时教有数家，最明显的是慈恩一家所依的深密经文；而楞伽则绝无三时教文，故非判三时教所依也。

　　‘如释氏讥教相不明者为龙侗真如，颟顸佛性，儒者之学不如是，以始终条理也’。举此辨儒、释，必先明释氏之学乃是“不始终条理者”乃可。然此斥不明教相为儱侗颟顸，正显佛法始终条理──即教相──之不可不明，犹儒氏讥不知始终条理则血脉不通、触涂成滞耳。其引此二语而失其意，不亦了然欤！

　　引“悉檀”为“遍施”，虽出天台教义，但悉檀译“宗”，后来贤首、慈恩教义已均更正，不应再沿袭承用。

　　‘楞伽云：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义，当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言朝夕者，犹刹那义也’。按“一切法不生刹那生灭义”，或可当闻道的“道”，以朝闻夕死的朝夕为刹那，附会得太是勉强！以朝闻为圆悟真常了生脱死，以夕可为无生法忍，亦比传略似耳。

　　‘贤智分属知行，知德为智，行仁为贤，犹华严以文殊表智，普贤表行也。贤智愚不肖即圣凡迷悟二机，君子小人二道。佛有四圣六凡，儒家只明二道；但简贤智之过，实无异为二氏预记。释氏弹偏斥小，叹大褒圆，知以大拣小，以圆拣偏，未知圆大之中亦有过者，此孔子所以叹中庸之德也’。则愚与嫉兼之矣！盖佛说四圣、六凡，儒家仅君子、小人二道，乃佛遍一切众生言，儒仅就人言，广狭天渊也。“弹偏斥小、叹大褒圆”，乃天台家判方等时教则然，天台所判五时教之余四时教不必然，且余家之判“各方等经”亦不必然也。举此为佛教皆然，则迷谬之愚也。乘此出佛教“未知圆大之中亦有过者”，无论佛应机说法，偏圆小大各适其宜，无从出过；且就圆大言，事周理遍之谓大，患尽德满之谓圆，又安能以过不及义加得上去？唯承宋明儒慢嫉之心习，乃借孔子叹中庸之德，自文其固陋，自安其庸俗耳。

　　然此犹出一二句义之误解，毋庸深咎。若以士、卿大夫五等比菩萨五位等，不安者多，今不一一。且进而论其所关之大者：

　　一、儒家乃就人事以求其当，就人情以求其安而已。依据现况稍为修整，以歌治效之美，而无彻底的革命精神，祈响于究竟真善者，故无敢透视现实之过患，力图断除超越。但如诗画等美术家，凭想像构成其美以安慰其情，聊以为已达于至善至诚也。昔尝说大乘之革命，明大乘佛法是向现实宇宙经过彻底革命而再成为真实纯善完美之宇宙──法身，净土──者，而能革之工具即四念住或二空之观慧。为一图简示之：

　　道家及高等宗教，与印、希、欧哲学或最高科学，均有超进人间之宗趣，故于人间社会亦不安现状而为打破之建设。然真善之成现，乃经过观慧荡空人世，以超天、超二乘、超菩萨至大涅槃，始尽患而达德圆之佛法界。儒家不经空慧破显，而平望真善，则仅向美术家之虚构想像，最不革命者也。故于佛法显佛果圆德之处，每易比合，而于佛法看破幻相证极空性之增上解行，坚绝不受。故有‘佛言妄明生所则世界为幻，儒言一气成化则万物全真，此为儒佛不同处。正蒙辟此最力’；‘圣人以天地方物为一身，明身无可外，则无老氏之失；明身非是幻，则无佛氏之失；明身不可私，则一切俗学外道皆不可得而滥也’。最革命的佛法固为所不容，而有革命性之老、庄及哲学科学，亦无不被反对矣！

　　二、家族伦理是构成儒家道理德行之主要因素，故儒家着重于子弟对父兄之孝弟为人格道德修养基本，有子的孝弟为忠信之本，孟子之孝为众德之纲，乃至孝经之孝为至德要道；演为后来通俗的孝弟为八德之首，求忠臣必于孝子。据此而排斥杨、墨为我兼爱为无君父；又适逢佛教之出离家族家产关系，以个人入住教团之和合僧为佛教之主持，由此遂益为儒家掊击之焦点。实则人天乘、大乘、均不必出家，必出家者仅二乘；而在中国未发挥人乘、大乘之风化，由此有多士夫纵信修佛理，仍退保儒家原位，以另成其儒家之佛。宋明之“道学儒”，以此为最要起因，沿至马君亦于此深深着意。如云：‘现前一念孝弟之心，实万化之根源，至道之归极，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自来料简儒家与二氏之异者，精确无过此语’。又引伊川作明道行状云：‘泛滥诸家、出入释老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人伦，察于庶物，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至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又引黄石斋孝经有五大义：‘阐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注谓：‘阐杨墨虽孟子事，佛老之弊更在其后；然孝经之义明，则杨墨之道熄，谓为过之亦宜’。皆据孝弟为本之堡垒，以抵御以攻击余家者；盖儒家失此堡垒，即失其进德修业之所依也。然今日则已遭严重之厄运，一般儿童自五六岁知识初开，已常时生活于学校集团；迨其青年壮年生活于公司、工厂、军队、政团等职业群中，已少家庭关系；甚至如苏联之由托儿育婴以逮幼稚园学校，父母子女兄姊弟妹更鲜特亲机会。一方面养成其独立个人，一方面受授于国族群体，直由小己在大群中修养其道德人格，方能适为现代之法治国民或未来之大同世人。不惟人德之修养重心不在家庭，且家庭已自然融解于国族社会，靡可凭依，保其残喘余势，乃反足为累。陶孟和君分析中国家族制度对于民族特性之影响，认为产生相忍倚赖不安定人格之压迫，缺乏组织能力等习惯和行动。则原来亦未达到从家齐的基础上以成功国治之效；虽有繁殖系縻等好的方面，而坏的方面本已非少，及今则弥觉患多而德鲜矣。所以孝经丧礼等之赞美尊严者，失其真实需要；而新圣注重化宗族为国族，欲以“孝民族而弟国民”变其质，盖非无因也。

　　三、儒教之确立，在孔子删定六艺为教，及门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人。七十子后学，展演为孟、荀以逮董、郑；就在传持阐发于六艺，宋明来则称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五经犹耶教之旧约，四书犹耶教之新约也。有此教典，据为自立破他之准则。近至井研寥君之经学一变二变而五变，皆欲以六艺括尽人间道术，不容许更有出过其上或并列为尊之道术。此事或称为保持民族文化之功首，或亦讥为衰弱民族文化之罪魁，近人更多申讨其锢蔽之过者。而马君则承传孔、孟、程、朱之道统，尊扬六艺，卑抑一切。如曰：‘彼为义学──指一部分佛学──者之判教，有小、有大、有偏、有圆、有权、有实，六艺之教则绝于偏小唯是圆大，无假权乘唯一实理，通别始终等无有二，但有得失而无差分，此儒者教相之殊胜，非义学所能及者也’。又：‘死生之义，佛说为详，然彼土之言虽多亦无所增，此土之言虽简亦无所欠，此在学者善会。先儒不好举佛，亦无过也’。又：‘川上一语，可抵大乘经论数部，圣人言语简妙亲切如此’。又：‘如后世玄言家或至任诞去礼，质胜则野也；义学家每务知解辩说，文胜则史也；二氏之流失如此，亦以老子之恶文太甚，释氏之言义过奢，有以致之。今人行好脱略，言好攻难，学不逮古人而病则过之，学礼与春秋是其药也’。其诋老庄则每曰此玄言也；对海西哲学、科学以及时人之说，则皆以私智穿凿拒之；唯于佛说之甚美而莫掩者，汇缘萦饰之；唯儒道为实理为至圣，更不容有所斟酌损益其间。由今观之，儒者所称美二帝三王之治，并非事实，偶现一斑亦甚微。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加以欢兜共工等内奸，及有苗等外患，岌岌乎不可终日。舜、禹勤劳数十年，稍致治平，而家齐更为难说：尧、舜之子均不肖，而舜更加父顽、母嚚、弟傲；文武周公以一家三圣致治平，而管、蔡之乱旋出其家；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所谓三代之治何在？修齐治平既无实征，则所云性德亦乌知其非实理而为假想！故‘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等，仅同耶教赞美诗，可为歌咏涵养之美文，而不足认为人性实德曾现之实事；实认之则正失之愚、失之诬也。由此、应知人世有漏多苦之佛说为实。而勉为十善业以造福人间，已非易易，钜欲上比佛净法界，抑何僭妄耶？不祛斯蔽而自锢，将如蒋百里君云：‘自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改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的六本书，举天下之良法美意，无上妙品，一一须经过这一道腐败幽门，而后入于中国社会；百药罔效之总因，岂非在此’？则久为深患，设今仍堕此窠臼中，殆非中国民族前途之幸欤！

　　然则中国已不须传孔、孟、程、朱之道统，而孔、孟之道已不须研修欤？此亦不然，孔订六艺，七十子洎孟、荀继承以来之儒学，自为中国学术思想之主流。第其关于历史文化与关于辞章文学并小学部分，可归入各大学文科攻究外，而马君传宋明“道学儒书院”之统，如讲第一册所示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亦已堪作楷模。但宋明儒之锢蔽处须更加解除，而孝弟等义更须以新圣孝民族等说扩充之，成为“孔孟之道研究修养院”性质（承用复性书院之名亦可，此乃言其规定之性质耳）。他日恢复历史上有名之白鹿洞书院等一书院以建立之，程度在大学之上，百万人中能有一人研修，则全国可得四五百人，专作为“人格道德之陶治修养所”，三分之一在院陶修，三分之二任各大学、各高中、各师范学校训育主导，守为专业；更开观摩游学方便门，使军政学长之退闲者，与各国慕中国儒风之学者，得来短期修习，则可收获分宜之实益，复不妨碍其他学术之分途发挥，各适其用。且其影响之大，可间接及于全国各界与各国高人，庶仍不失为组成“新中国文化”之一重要因素。但吾意与此同时并应有一“佛仙之道研修院”（这两个研修院，归属中央研究院，可称为孔孟研究所，佛仙研究所）。通俗之佛教、道教，另为通俗之宗教，但专供全国及各国高人之研究修习，应另有此一种国立之学府。仙道为卫生学、医药学之一特殊部分。佛学所修约为律行、禅观、净业、密法之四门；而仙道殆可附归密法以学修之。西藏密法中之炼气、制药部分，本通仙道。更融会仙道而精彻之，上达佛证，下足为养生之术，亦中国学术之一精彩也。要之，在镕冶国故、钧陶世变之新圣的新中国新世界文化中，应认识孔孟之道、佛仙之道之特色，在适当之范围内为适当之建置，勿拘一孔之儒之宿习，则与今世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遂其宜矣。（见时代精神五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