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雨集第五册 一五、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一五、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前年冬天,道安长老去世了;去年冬天,东老又撒手而去。面对佛门的人才寥落,使人有迟暮凄凉的感慨!

　　记得民国二十年腊月底,我从鼓山回到闽院,听说有东初、窥谛二位,最近从镇江来。我是不会交际的,所以与同学们都没有深交。加上这次回去,只教了半年课,就回普陀去阅藏。所以对当时的东老,仅有一般的印象,没有较多的接触与了解。廿五年秋天,我到了镇江的焦山,来访闽院的同学静严。那时,静严已是焦山定慧寺的住持。东老也已在焦山受记,在焦山佛学院任教务,也邀我为同学们作了一次讲演。从此一别,很久很久都不知消息。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秋天,我到台湾来,才知道东老在法藏寺闭关,我曾去探望他。第二年冬天,我也参加了东老出关的盛会。我来台湾,住在善导寺,引起些无谓的风风雨雨。等我 [P180] 自己明白了,也就更少到各处去走动了!

　　我与东老是有关系的,但交往不深。原则的说,我们都在为佛教文化而尽着自己的一分力量。由于兴趣不同,对佛教文化重点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是各作各的,没有在意见上或理论上,作过友谊的切磋。不过即使方向不同,总都是为佛教文化而努力。

　　我记得最清楚的,也许就是最后一次的晤谈。民国五十四年,华僧大会开会前夕,道安长老与东老,同来慧日讲堂,提议创办佛教大学。事情是这样的:张尚德先生与佛教文化馆东老有联系。经张尚德先生,知道中国文化学院张晓峰先生,想在文化学院旁边,建佛寺(佛塔),讲佛学,希望与佛教界合作。东老想趁世界华僧长老回国的机会,发动倡办佛教大学。在文化学院旁边,佛学以外,可以在文化学院受课,减去不少的人力物力;而与文化学院合作,也可以免除立案等困难。这是好机缘,所以东老约道安长老合作;道老又提议邀我参加。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不过我以为:办佛教大学,是大事,怕三人的力量还不够 [P181] 。而且,这个时代的通病,尽管是好事,如没有自己一分,每每会从中破坏。如有人在华僧长老面前,说几句泄气话,也就不成啦。所以建议,最好将办大学一事,推介到华僧大会,由海内外大德来通力合作。我的意见,得到东、道二老的赞同,决定由道老向筹备华僧大会负责人提议。起初,反应相当良好;张晓峰先生并在中国文化学院,举行茶会,招待华僧大会的代表们。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于意外。华僧大会决议筹办佛教大学,但在筹备人中,却没有原始建议者东老,东老也许无所谓,我总觉得岂有此理!大会结束后,一切由会长白圣老法师及悟一秘书长负责。听说曾遍访侨界长老,请作经济的支持;在国内,也曾一再召集尼师们开会。不过后来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了。这件事,我应该负点责任。我固守原则,不知通变,总以为佛教大事,得大家通力合作才行。不知这个时代,除了为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二十多年来,佛教界的大事,除了为自己而大干大吹外,那一件是为佛教全体着想的!当时,如支持道老与东老合作,也许勉强的成立起来,不理想而渐有进步。当然事实不一定这样,但还有万一希望,但一经 [P182] 推介过去,就命定的不成了!这件事是过去了,不过回忆起来,对东老实在抱歉得很!

　　道安长老去世了,我写了半截文字而没有成篇。现在东老又去世了,有关系而没有深交的我,是写不出什么的。想起五十四年的一段因缘,所以勉强的写出来。道老与东老,比我都小一二岁,却那样轻松的先走了!在这个时代,谁能说不是福报!想自己大病以来,等于废人,却还在活下去。后死者不能尽其情,真是惭愧!惭愧! [P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