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禅宗研究的贡献

　　宗教是借助心力,即认知能力的扩张,超越有限,领悟无限,乃至把握无限,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的合理性形式,或者说思想实践。而人们通常所指的宗教,实际上是这一合理性在社会实践中的折射,只是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实体,即宗教组织。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宗教实体,都把对无限追求的合理性,化作一种不可移易的信仰,并为维护这种信仰的权威而制造一些传说,应当说这是社会宗教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要它们对宗教合理性的折射不是扭曲的,只要有益于对终极的追求,就是爱因斯坦说的科学与宗教。藉考据追溯史实以明义理,以传说坚固信仰而纯化心志,这也是学者和宗教徒的重要区别。对中国佛教之禅宗研究,当然也是两途并进。胡适对禅宗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史的考证,自然是以一个学者的态度,而非宗教信仰,所作的文化历史的考察。其结论与宗门多有异趣,也在常理之中,这里勿需详细辨说。而其“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应用及其不迷信成说的贡献,尤其应当引起治佛教史家的注意。

　　胡适对禅宗研究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实;二是对禅宗思想的梳寻、归纳。本文以胡适关于《坛经》的看法作为个案来加以说明。

　　《坛经》作为禅宗的“圣经”,作为禅宗思想的根本依据,是不可移易的事实;而慧能在南方筚路蓝缕,传播他的简易法门,使禅宗思想,即《坛经》对人类社会、大千世界的思考,在社会各阶层深入渗透,并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毫无疑问,禅宗思想就是以《坛经》理论思维的张力,而不是借助官方的支持,全面地征服了其后的中国社会。因此完全可以说:《坛经》是禅宗的发端与圣经,是中国禅学的集大成。

　　众所周知,《坛经》是记载慧能事迹及其语录,以及他与弟子们问答机缘的文集,后几经改窜,而有多种版本流行于世,名称也不尽相同。其中以法海集记之《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文字最为冗长。通称《坛经》。大略可分法海本(即敦煌写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四种,余皆上述四本之翻刻或传抄。《坛经》的作者是禅宗创始人慧能,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宗门,也都是众口一词而无异议的。然而,到了本世纪20年代,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真正作者”。胡适特别指出:“我认为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是神会的伪托!”“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胡适口述自传》,台北,1981年版。】。此说一出,一石击起千重浪,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荡。

　　然而,可惜的是,此说尽管大胆而“惊世骇俗”,却缺乏小心求证的史料依据,完全是靠“内证”,即对假设的推理,自我求证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也就很快被淹没在浩瀚的学术之海,而渐至悄无声息。这是胡适禅宗史研究的暗点。

　　胡适对《坛经》的考证依据的是古今中外的各种版本,包括来自日本最古的长卷,以及他在巴黎、伦敦令人“且惊且喜”的“最精彩”的发现--关于神会的资料;还有日本学者石井光雄、入矢义高、铃木大拙提供的藏书,与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慧能的文字资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也难怪胡适踌躇满志,对自己的结论充满了自信。这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考证版本的真伪,因此无须对胡适所作的全部工作予以重复的检讨,只是就其建立在对不同版本和各种相关资料对校、理校基础上所做的结论给予重新审视。

　　胡适在1953年的一此演讲中特别强调他对禅宗史的新看法。他说:

　　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1000多年当中,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现的本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本子增加了3000字……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其余都是晚唐稍后加进去的。再考这6000字,也是假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1月12日,转引自《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

　　胡适所指增加了3000字的本子显然是惠昕本。至于断定它是“北宋初年的”,或许有他的依据,但更多的人认为其出自晚唐。他说的11000字的《坛经》,无疑是法海载记的敦煌写本。而他判定只有6000字“最原始的《坛经》”大概只存在于他的推理之中。总而言之,胡适认为,凡6000字以上,无论20000字以上、14000字也好,11000字也罢,“都是晚唐稍后加进去的”,就连这“最原始的”6000字,也是假的!一句话,《坛经》是假的。如此,便为他的神会是《坛经》真正作者的“新看法”创荆劈莽。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为说明这一点,胡适首先将法海、惠昕两种版本列表并作以比较,然后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祖本大概成于神会和尚未死之前……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约当西历745年。此经大概是神会作的。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

　　第二,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那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胡适:《坛经考》,见前揭《胡适说禅》。】。

　　请注意,胡适在第一点中说敦煌本的祖本是最古本,不知指的是敦煌写本,还是原本并不存在的6000字本。不管他指的是什么,总之他说的是“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此经大概是神会作的”。“假定”、“大概”都只能是推测,而不是事实。换句话说,胡适据此引出“神会是《坛经》的真正作者”的结论,显然是无可稽考之谈。至于说“不便出名”,假托同学法海更是想当然的假设,更何况《坛经》文前显著标明,法海只是的集记者,而非托伪慧能的作者,假托法海之说若成立,则只能说明神会是慧能言行,即《坛经》的整理者,正可谓一言泄露天机,此话同样说明胡适在潜意识中,还是承认慧能是《坛经》的作者。

　　第二点,胡适肯定惠昕本是“去古未远”之本,考证的只是惠昕对最古本《坛经》的增改,进一步指明契嵩及后人的增改。所谓“增改”,无疑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增加改动部分内容,此二字可见对最古本的肯定。对最古本的肯定,就是对众所周知,署名慧能的敦煌写本的肯定。对署名慧能的敦煌写本的肯定,就是对慧能作为《坛经》作者的肯定!增改实在也只能是对慧能《坛经》的增改。如此,“由神会代笔”的“伪托”【《胡适口述自传》。】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也可解释成是对神会伪托之《坛经》的增改,那就不能谓之增改,而只能同样称之伪托,因为惠昕等与神会同出一辙,皆冒名慧能,借《坛经》以抒己见。其实,神会著述《坛经》原本乌有,胡适不能不受此成说影响,因而无意中选用了“增改”二字,尽管与事实相贴切,却又不能不表现他自己语言逻辑上的龃龉不合。

　　另外,在胡适的考证中,有古本、最古本、祖本这些概念反复出现,甚至特意指明“契嵩所见的‘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的古本”【胡适:《坛经考》,见前揭《胡适说禅》。】。给人的印象是在神会伪托之《坛经》外,还有另外存在的《坛经》祖本,神会也只是在祖本、最古本的基础上增增改改而已,故其自相矛盾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其语焉不详而教人费解罢了。其实,就增改而言,早在神会在世时,已是如蚁附膻,竟相效尤。与神会同学并处同一时代的慧忠和尚就曾指出:

　　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揉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南阳慧忠师语。】?

　　慧忠死于大历十年(775),距神会去世仅15年,慧能逝世也不过62年,无论是对慧能、神会,还是对《坛经》,应当说他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他的话明确告诉人们,以慧能名世的《坛经》,早在神会、慧忠他们那个年代已经盛极一方,南方宗旨,方兴未艾,于是乎便有人狐假虎威,以鄙俗之谭改窜《坛经》。可见,惠昕、契嵩、宗宝等对《坛经》的增改实在不是新鲜事。照情理而论,慧忠同样是慧能弟子,既有上述那一番议论,对《坛经》成书过程决不可能茫昧无知。他既确定无疑说有人改窜《坛经》,削除圣意,也就确定无疑认为《坛经》一书出自师门。神会代笔、伪托之说,在他这里决无立锥之地。至于神会语录颇似《坛经》语,只能视作神会沿袭《坛经》,而不能作为神会为《坛经》作者的依据。或许,慧忠指斥“把《坛经》改换,添揉鄙谭”,也有针对神会的意思,只不过是碍于同学情谊,不便明言而已。

　　尽管如此,胡适还是为他的这一“新看法”找到了一些论据。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他说:“《坛经》最古本中有‘吾灭后二十余年……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悬记,可为此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另外,“神会在开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后21年。这是最明显的证据。《坛经》古本中无怀让、行思的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同时他还引明藏本作以比较,其悬记非如上文,而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胡适:《坛经考》。】

　　所谓悬记,即预言。胡适认为,此本之祖本乃契嵩改本,而契嵩改本所依据的又是江东或浙中一个不知名且“无学问的陋僧”,为了“要这预言验在自己身上”,而“闭门虚造”的《曹溪大师别传》,即曹溪原本,所以也有“70年的悬记来代替此说”(指20年悬记)。“但70年之记更不好懂,后来遂有种种猜测,终无定论,故今世通行本又把这70年悬记全删去了。”【胡适:《坛经考》。】

　　胡适之考非常琐细,简单地说就是:最古本即敦煌本的20年悬记应验在21年后滑台定宗旨的神会;契嵩改本70年悬记则应验在那个不知名的陋僧,据此断定,《坛经》是神会所作、“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如果不是神会作的,便是神会的弟子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

　　严格说,这一条很难支持立论。预言在古今中外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慧能有这样那样的预言羼杂在他的日常言论之间,自在情理之中。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谁都可以引之为证验。至于70年之更换,或许如胡适的分析,但也不能说应验在谁,就是谁作的。退一步讲,即便是指神会,更大的可能是神会“增”进去的。更何况,增改的惠昕本同样有二十年的悬记,除了说明“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外,无论如何也不是“明指神会独力攻击北宗,树立南宗宗旨的故事”【胡适:《坛经考》。】。至于胡适提到《全唐文》中韦处厚所作的碑文,“洛者曰会……竟成檀经传宗”一句,显然是说神会及其“习徒”发扬光大南宗宗旨,尤其与制作《坛经》无关了。

　　说到胡适的结论,又可见其自相矛盾之处时隐时显。既要肯定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又说至少重要部分为神会所作,最后又说是其弟子采其语录而制。依胡适的逻辑,既然是神会弟子采取师说而成《坛经》,那么,《坛经》若非慧能之作,自然也不是神会的作品,应当说是神会的某个弟子的大作了。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既然神会弟子采神会语录而成神会之作,为何不可是神会集慧能语录而成慧能之《坛经》呢?

　　充其量神会也只能是《坛经》的集记整理者。神会是《坛经》的作者之论不攻自破。

　　二、胡适说:“我信《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所谓‘内证’。《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接着他举出定慧品、坐禅品为例证,支持他的观点。

　　其实,所谓“内证”,实乃自证,全无旁证以作对校,故结论全随主观意向而转移。照胡适的话说,《坛经》有许多部分与神会语录相同(如此措辞显然有主观偏向,故亦可言神会语录大多与《坛经》相同),与其说“《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倒不如看作“《神会语录》是对《坛经》的申述或宣传”(作者语)更为合适。事实上,弟子沿袭师说,古今通例,顺理成章。胡适如此随心所欲,无所准绳,自我作故,“内证”神会为《坛经》作者,实在难以自圆其说。至于他所取材“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为禅”,原本就是禅学核心,也是《坛经》纲领,如果说,神会有此言,神会就是《坛经》作者,那么,禅宗后世儿孙及一切遵信此说者,皆可称为《坛经》的作者。如此郢书燕说的结论,也只能贻笑大方了。

　　三、胡适引《坛经·定慧品》、《坛经·坐禅品》两节中“看心看净”与“著心著净”并予考释比较,以之为“辟当时的禅学”之论。他认为“著是执著,决不会有人教人执著心,执著净”,所以“著心著净”是“看心看净”或“看心观净”的“误写”,并由此引申出“今本错误,又可知此种禅出自北宗门下的普寂,又可知此种驳议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驳斥普寂的话”。这显然是胡适对禅宗思想,特别是神秀一派思想理解错误而导引出的错误判断。

　　通常说南顿北渐,南北之别在于悟的迟速。其实,充其量这也只是表象(学界僧界多有人否定顿渐之别)。事实上,慧能与神秀思想上的分野根本在于“定”还是“超然”。胡适本人也是以定、慧区分楞伽和金刚宗的。神秀强调“屈曲直”,即坐身、住心、入定,要求的就是强制性的“制驭”,而看心看净,著心著净,实际上正是执著心、执著净!自然与慧能“于相离相”,“于念离念”,即还本、随缘、超越净染等一切对立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是胡适对禅的判断)格格不入。在这里,《坛经》强调破除一切执著,“若言看心,心元是妄”,“若言看净,人性本净,心起看净,却起净妄”,因此,“看心看净”势必“著心著净”,也就是执著心、执著净了。此说与神秀住心、入定之说如出一辙,何来对普寂驳议之事?更何况,这只是以否定的形式,指出“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的普遍性错误,从而凸显离相、离念、超越染净的禅学思路。胡适把它作为“神会驳斥普寂的话”,显然是对神秀及其弟子思想缺乏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混同《坛经》的缘故。

　　四、胡适也常常表露《坛经》是慧能之作,他曾说:“尤其是《忏悔品》,《神会语录》里没有这样有力动人的说法,也许真是慧能在世时的记载。”其他诸品“大致是神会杂采他的语录凑成的。”同时他也不能肯定《坛经》真是神会的作品,所谓“大概”、“或许”无处不表示他那不确定的心理。至于“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是神会的弟子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虽然与其结论相一致,但还是流露出缺乏事实依据的彷徨心态。然而胡适就是依靠这般不足为凭的“证据”得出了“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凡言禅者皆本曹溪,其实是皆本于荷泽”的结论,不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大谬而不然了吗?

　　上述四款,胡适以神会为《坛经》作者的考证不攻自破。尤其是与胡适之名望相悖离,此论长期湮没无闻,显然是这一耸人听闻之见,教界、学术界均不敢苟同。但是应当承认,胡适对《坛经》的考证,无疑揭示了神会在推动禅宗思想“北伐”,使慧能禅学向全国流布的积极而又重大的历史作用,充分肯定并凸现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为禅学,尤其是禅宗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以上引文均见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

　　在这个问题上,净慧法师在《〈六祖坛经〉与生活禅》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有人说《六祖坛经》六祖没有说,是神会和尚说的。这就是胡适先生的观点。因为他在神会和尚语录里找到很多类似《六祖坛经》的语句。学者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好像是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他不知道学生的知识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连知识的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都否定了。”教界的观点,对学界的一些倾向,有时确实能起到很好的矫正作用。

　　虽然胡适的《坛经》研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观点也不为学界和教界接受,但作为一位禅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在其禅学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和思路,仍然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

　　一、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禅宗与禅学之发展。

　　二、突出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肯定其推动禅宗思想走向全国的重大作用。

　　三、以理性和世俗化的方法界说禅宗哲学。

　　四、认为《坛经》为神会之作,虽是大胆假设而乏小心求证,但却从侧面进一步肯定神会对《坛经》,即对禅宗思想的积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