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自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而禅学在佛教中脱颖而出,形成禅宗后,禅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想而对儒家及道家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

　　1、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禅宗在唐时达到全面的兴盛,一时间禅风大作,一时无俩。唐宋时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竞相探讨禅学,研究心性之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本是一介大儒,但其出入禅门甚密,并曾为六祖写了《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的铭。大诗人白居易居士曾问道于鸟窠禅师,宰相裴休居士曾依黄檗大师学禅。而在唐朝期间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王维(号摩诘居士),由于对禅法领悟至深,使其山水画意境幽远,禅味甚浓。后人对他的画风赞誉备至,认为他是画界南宗之祖师,其地位亦如当初中国禅宗的实际开创者慧能。苏轼曾与佛印了元禅师过从甚密,并受到了禅师不少的启发。他在后来参访东林禅师时有省,并留下一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君?”黄庭坚曾参黄龙祖心禅师,并曾在禅师指点下悟人,成为其法嗣弟子之一。苏轼与黄庭坚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但他们游心禅观,具有较高的禅学修养,这从一方面影响到了他们的风格,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推动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宋朝时,受禅宗的影响,儒家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理学”思想,代表人物是程灏、程颐、朱熹和陆象山。理学家主张,要使学问与道体合一,至于“极高明而道中庸”,提倡“主敬存诚”。理学较为注重师承。他们都以孔孟之学作为儒家“心学”而宣扬,实是受中国祖师禅重视师承、以心传心的思想的影响。而且,受禅门公案语录的影响,在理学界,也产生了“学案”与“语录”等文体,而根据彼此对“理学”的理解不同而分立门户。禅宗的坐禅观心学说也对理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程灏曾云:“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心下无事,道理始出。”在这里,与禅宗在坐禅时要放开一切妄想执著才能体悟佛性的道理是融通的。元朝理学已成末落之势。迨至明朝,出现了一位重振理学的大儒王阳明,初习佛法天台止观,参过禅。其著名的四句教,为毕生学术思想中心,已接近禅法。四句教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理学的这种“格物致知”的思想上确实已与禅法相近,因为禅认为,心性是无是无非的,无善无恶的,关健在于意识的善恶,既然能够知道区分善恶,那么就应该做好工夫,就是去恶扬善。这一理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儒学影响很大。

　　2、禅对道家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来,道家文化与禅宗之间一直是在相激相荡,互相渗透的格局中,道家文化由此而更加博大精深。

　　在禅宗与道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吕洞宾真人可以算是将道家文化与禅学相互沟通的一位重要人物。吕洞宾师从钟离权修道,在他的《百字铭》中曾有一名句:“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可见吕真人的工用见地,已臻奥境。一日过黄龙山,见黄龙禅师在讲经。乃问禅于黄龙,在禅师指点下顿契本心,并写下诗句:“弃却瓢囊掷碎琴,如今不恋汞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吕祖先前于修身之法已炉火纯青,后经禅师指点心性,才彻底获得解脱。道家以金丹为方便,以登真而证仙位为极则。正统的丹道学术,皆指禅定过程中种种觉受境界。吕祖悟道以后,强调了上品丹道应以心身为鼎,天地为炉的金丹大道修炼,进而与禅宗心法合参,最终以禅宗圆顿之旨为其皈依这一禅化的道家思想。所以,吕祖参禅而悟,对后世的道教思想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张紫阳的《悟真篇》、白玉蟾的《指玄集》皆以禅语传授丹道,直陈心法。清雍正皇帝,曾以圆明居士自号,对《悟真篇》甚为推崇,认为紫阳真人已将金丹大道与禅宗圆顿之旨回互阐出,丹道之学终归于禅。禅宗的丛林制度也对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元交替之时,道士丘处机师徒等,受禅宗的丛林制度影响,而创立了全真教。

　　综上所述,禅宗对道家的影响仍在于对心性学上的探究。前期道家强调登仙之术,对于心性学上少有提及。禅宗兴起后,道家始知向上仍有“一著子”,之后历代宗师皆游心于禅佛,对心性学则多有发明,从而构成了更为完善的道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