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禅宗兴盛的大势

　　禅宗的六祖慧能,开始弘扬禅宗的时代,正当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时代,现在要讲禅宗的兴盛史迹,首先须对唐代中国佛学与唐代文化的趋势,有一简单的了解,在这个时期以前,中国文化的文运,由于六朝人爱好柔靡艳丽而缺乏实质的文学,造成学术思想飘浮不切实际,停在萎靡颓唐的状态之中。初唐开国以来,因唐高祖李渊父子的极力提倡改除六朝的文体,使表达学术思想工具的文学,又有新的生机。而在中国佛学方面,自陈、隋之间,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用批判整编的治学方法,建立一套体系完整的天台宗佛学以后,又碰到在印度留学二十年的玄奘法师回国,唐朝君臣朝野,备加盛大欢迎,为中国佛学加入新的血轮,唐太宗命令朝廷为他设立译场,开设一个前迈古代的翻译馆,集合国内学者,与名僧千余人,同时又罗致西域的梵僧,包括初唐东来传扬景教的教士,共同从事佛经翻译的工作。

　　当时佛经的翻译情形,先由主持梵文与中文的主笔,翻好经典以后,当众宣读梵文原意与中文的译文,每逢不妥的地方,便字斟句酌,经过长久的反复辩论,才加确定,不像近代我们翻译西方文化,都出于一人私家见解,往往纰漏百出,致有画虎类狗之讥。因此唐初自有玄奘法师译经事业的开展,译成佛学中唯识法相与因明(印度佛教的逻辑学)的学系,而使佛学的思想理论,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同时也影响了一般学术,自然都重视在精详的辨析,与质朴的表达;每一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运的移转,都不是由于一二少数原因所形成,在同一时代中的任何一件事物,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时代的效果,如果推开玄类法师的宗教立场而不谈,专从文化运动的角度去看,他对于唐代文化学术的贡献,实在可与魏微、房玄龄等媲美,况且他事业功德的余荫,还比他们更垂之久远呢!

　　由于以上的介绍,可以了解释迦牟尼佛教学术思想的传入,自东汉末期,经魏、晋、南北朝而到初唐之际,经过数百年的推排融会,已如水乳交融,完全变成中国佛教的中国佛学了,玄类法师的翻译佛经事业,可以说,是印度佛学变成中国佛学的结论与定案,以后的佛学慧命,便全靠中国高僧学者去发扬光大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佛教专讲修行实证方面的宗派,前有晋代慧远法师创建的净土宗,风气所播,普及全国上下,后有隋朝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在理论与修证方法上,也普遍深植人心;再加入玄类法师传来的唯识法相之学,使一般知识分子的读书人,与佛教的名僧大匠,便都笼罩在佛学的研究与精思妙理的气氛中。以前我们曾经讲过,佛学的最终目的,着重在修证方面,并非专以讲学术思想为究竟的事,当初唐之际,佛学的大家们,讲论学理,著作弘文,已达登峰造极的饱和状态,而且大有偏向将变成为哲学的思想,与逻辑的论辩,与修行实证的目的,有不相关系的趋势;恰好达摩大师在梁武帝时代传来禅宗的修证法门,历传到了初唐以后,将近百年的时间,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已渐渐普遍为人所知,所以到六祖慧能与他的师兄神秀时期,着重简化归纳的禅道,便自然而然应运而兴,乐为人所接受,就此趋之若鹜,一跃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中心了。

　　至于禅宗发展的历史,大多偏重六祖在曹溪一隅传授禅宗的道统所左右,并未了解其全面的情况;事实上,在初唐到盛唐之际,影响中原与长江以北的禅宗,还是得力于以前四祖、五祖旁支所传的师弟们,与六祖的师兄神秀的力量居多,到了晚唐与五代至南北宋间,所有佛学与禅宗的影响力,才是六祖一系禅宗五家宗派的天下。而在其中架起南能顿宗的桥梁,建立起灯塔的,便是六祖再传弟子马祖道一,与其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创建禅宗丛林制度的功绩,若有人把六祖一系禅宗的兴盛的一笔糊涂帐,算在六祖最小的弟子神会身上,那是偏见与轻掉所致,不足为训。

　　禅宗在初唐时期,由于以上所讲时势助缘的推动,又因为有与六祖慧能并出五祖门下弟子们的弘扬,因此深受朝野社会的推重,使禅宗的风声教化,普遍展开其传播的力量。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以后,除了六祖的师兄神秀已为朝廷的“国师”以外,由五祖旁支所出的嵩岳慧安禅师,惟政禅师,以及四祖旁支法嗣的道钦禅师等,都曾先后相继为“国师”,同时华严宗的崛起,是与四祖、五祖一系的禅师,有很大的关系。至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禅道,在武则天王朝至唐玄宗时期,才由岭南传播,渐渐普及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之间,后世所谓来往江湖的成语,便因此起,而且六祖的门下弟子,大多歇迹山林,专修禅寂,极少如江北中原的禅师们,厕身显达,对一般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都发生很大的作用。尤其自六祖创格不用高深学理,只用平常说话表达佛学心要以后,到了再传弟子如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等以次,便建立了南传禅宗曹溪顿教的风格。无论问对说法,常常引用俗话村言,妙语如珠,不可把捉,只在寻常意会心解,便可得其道妙,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诙谐,随缘显露的教授法,这是中国文化禅学的创作,也是佛学平实化的革新,因而产生了禅宗与佛学几个不

　　同的特点,以下再作介绍。到了晚唐、五代、与两宋间的禅宗,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又与平民文学结为不解之缘,于是禅师们的说法,便产生许多隽永有味,而具有平民文学化的韵语与诗词,而影响宋代文学诗词的特别格调,明、清之间,虽然承其余绪,但已有依样画葫芦之感,反而显见它的拙劣了。

　　我们明了初唐以来禅宗的崛起,与其变革的形势,便可明白南顿北渐之争,并不是禅宗史上的重大问题,不可因小失大,专向牛角尖里去寻找冷门偏僻的资料,作为标新立异的见解,例如六祖的小弟子神会(荷泽)的人京,争取禅宗在当时政治社会地位的事,与真正专以求道为务,避世无闻而隐迹山林的禅宗正统的禅师们,毫无作用与影响。况且神会当时的人京,据禅宗史料的记载,是为嵩岳的渐门盛行于世,因此而引起他不服气的动机,大著其《显宗记》,他经过一番努力,在天宝四年间,方定南能顿宗,北秀渐宗的两宗之说。其实,嵩岳的禅,系出于禅宗四祖与五祖旁支的传承,与神秀之间,关系并不很大,况且渐修顿悟,本为禅宗的一车两轮相似,神会多此一事,徒有近似世俗的虚荣而已,于真正的禅宗与禅师们,又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在南方的禅宗大师们,对于此事,从无一语提及,由此而知其为无问题中之问题,无问题中之小问题,何足道哉!总之,六祖以后的禅宗,是由民间社会自然的推重,并非凭藉帝王政治力量的造就,由“下学而上达”,后来便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最优秀、最特出的佛教宗派,若引用一句佛经式的成语来说,可谓“甚为奇特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