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事佛学典故六则
茶事佛学典故,指的是与茶事有关的佛学典故,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典制和掌故;二是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典故”一词,最早见诸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宋史·宋敏求传》亦载:“熟于朝廷典故。”
茶,自被人类发现、利用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茶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包括佛学在内的其他众多文化的影响。其间,茶与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更加充实和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茶事佛学典故,仅是“沧海一粟”。本文,仅就常见且内容较为丰富的六则茶事佛学典故,从其意、其源入手,探讨这些典故的哲理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雾里看花,能知大略”,通过对六则茶事佛学典故的剖析与阐述,也算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献上一束“金果小枝”吧!
一、唯茶是求
故事出自唐代。据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载,唐大中年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此说似有夸张之嫌,但饮茶有益健康,却是事实。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蛊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由此可见,佛教对茶的崇尚,僧倡对茶的青睐,已超过茶的本来作用。
至于茶叶作为药用,历来如此,人们常说的“药食同源”、“食饮同宗”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茶叶这种古老的作物,最先是作为药物和食料被应用的。已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诗曰:“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饮时,延年益寿法。”几千年来,茶学家、医学家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认为,茶是最好的保健饮料,饮茶有利于延年益寿,这是因为饮茶不仅能补充人体营养,增强身体健康,而且,茶中的许多药效成分,有预防多种疾病的功用,这就是饮茶养生的根本所在。
有关茶与健康的关系,古往今来,论述颇多,既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的传说,又有古人实践经验的验证,更有近代科学的临床报告。汉代华佗在《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益意思。”梁代陶弘景《杂录》说:“苦茶轻身换骨。”晋代张华《博物志》、弘君举《食檄》,南朝梁任防《述异记》等著作,也有这方面的论述。至于唐代以后,有关茶药学的著述就更多了。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称茶为“万病之药”,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说饮茶可以长寿,明代钱椿年《茶谱》提出茶有“止渴”、“明目”、“除烦”、“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多种功能。特别是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全面阐述了茶防治疾病的功效。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中,首先将茶的药理作用描述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进而提出饮茶方法不同,药效不一:“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闿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研究的深入,已知茶叶中含有500多种化学成分,它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诸如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另一类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药效成分,诸如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等,有的药效成分已为临床所应用。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饮茶有利于健康、有利于养生、有利于益寿,明白了这一点,对“自古茶人多高寿”之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茶禅一味
自唐开始,佛教盛行,僧人坐禅均以茶提神清心,几乎寺必有茶,僧必善茗。期间,中日文化交流日多,公元729年,茶已传入日本。被视为最珍贵的饮料。当时的日本圣武天皇曾召百僧,听“般若”,赐茶饮。公元九世纪初,日僧最澄(804年)、空海(806年)禅师先后来我国寺院留学,学成回国时,带去了茶种和茶具,在日本开始种茶。此后,日僧荣西禅师先于宋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天童寺和天台万年寺等参拜,后又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拜天台万年寺虚庵为师,荣西于公元1191年回国,在从中国带回禅宗的同时,还带去了茶种和饮茶方法,竭力在僧人与民间宣扬吃茶的好处,并著《吃茶养生记》,视茶为“上天的恩施”、“圣药之本源”。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昭明禅师来浙江余杭径山寺求学取经,拜虚堂禅师为师,回国时将径山茶宴仪式一并带走。再以后,又有日僧珠光访华,就学于克勤禅师。珠光学成回国时,克勤禅师集佛理与茶理相通之义,书“茶禅一味”四字相赠。据报道,这四字至今仍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中。所以说,“茶禅一味”之说在日本广为流行,在国内也愈来愈为人们所传诵。
其实,“茶禅一味”指的是茶道精神与禅学主张相通而已,但这决不是说,茶理就是佛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禅宗对茶学,特别是对推动茶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佛教自汉代起传人中国,最初,僧人饮茶主要是作为一种养生和助谈的手段,后来,特别是唐代开始,佛与茶终于找到了相通之处。佛宗认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认为心神清静,便能通佛之心;而饮茶“清我神”,与坐禅意念相通。唐诗僧皎然的“三饮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把佛宗主旨贯彻到茶道之中,在茶中融进了“清”、“静”思想;而茶人通过饮茶,又将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和精神开释,这与佛宗的主旨又是相通的。有鉴于此,在禅宗的推动下,一方面使茶、禅得以更加紧密的结合,另一方面又对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促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普及,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载:“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自邹齐沧隶至京邑,城市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2)寺院在提倡饮茶同时,提倡僧侣种茶、制茶,推动了名茶发展;(3)对中国茶道的向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韩国茶礼、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中国茶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
三、饭后三碗茶(和尚家风)
据宋普济《五灯会元》载,僧问保福从展禅师:“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么生?”从展拈起茶盏。
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资福如宝禅师答:“饭后三碗茶。”可见,茶与禅具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自从茶被发现、利用以后,人们一直把茶看作是提神醒脑、去魔祛邪、宁静清雅、淡泊去欲、和睦互敬的文明饮料,它最终给人以一种品行道德的修炼,而作为人生一种信仰的佛教,正与此有很大的互通之处。佛教修行的方法是戒、定、慧。戒就是要僧人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定和慧,简单说来,就是要僧人坐禅修行。为此,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戒规,又可以清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弥补“过午不食”、戒荤吃素的营养补充物,而茶的提神益思和生津止渴的药理功能,以及其所含的丰富营养物质,自然成了僧人的理想饮料。至于“饭后三碗茶,”当然还有消食的作用。
佛教的坐禅饮茶,有确切文字记载历史的可迫溯到东晋。据《晋书?艺术传》载,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饮“茶苏”以防止睡眠。“茶苏”,乃是一种用茶叶掺果汁、香料制成的饮料。东晋名僧怀信,也乐茶为荣,在《释门自镜录》中道:“跣定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仿效,遂成风俗。”唐著名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之诗句,他认为,饮茶能达悟,能得到佛的保佑。对唐代僧侣嗜茶成风,五代休贯曾作《题兰江言上人院》诗作证:“青云名士时相访,茶煮西峰瀑布冰。”自唐以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今日,僧侣饮茶、尚茶久盛不衰,除了佛教仪式和茶的作用外,最为僧侣称道的,乃是茶的德行所在。古人赞誉茶有“三德”,而唐刘贞亮进一步概括为茶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驱病气,以茶树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有鉴于此,饮茶自然成了“和尚家风”。
四、吃茶去(赵州茶)
“吃茶去”,为禅林法语,出自唐代高僧从谂禅师之口。
从谂(公元778-897年),本姓郝,青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一说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人,自幼出家,为池阳南泉山普愿禅师法嗣,属清源系,居赵州〔今河北赵县)观音院,人称“赵州古佛”,又称“赵州禅师”。卒溢“真际禅师”。从谂崇茶、爱茶,主张“任运随缘,不涉言路”。有学人问:“如何是赵州一句”,其曰:“老僧半句也无”,惟认为吃茶能悟性,能消除学人的妄想。宋普济《五灯会元》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赵州禅师的三云“吃茶去”,其意就在消除人的妄想,打消人的杂念。为此,清湛愚老人《心灯录》载:“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清杨悼《游弁山资福寺呈霞胤师》诗曰:“赵州茶熟人人醉,卧听空林木叶飞”在今杭州九溪烟霞有座古亭,亭上书有一副古楹联,上联是:“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下联是:“日归可缓试闲吟陌上花来”。1989年秋,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茶文化展示周”上,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著名诗人赵朴初也引用“吃茶去”这一典故,作诗一首:“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也曾有诗曰:“今古形殊义不差,古称荼苦近称茶。赵州法语吃茶去,三字千金百世夸”,诗末还有注释:“吃茶去为赵州从谂禅师机锋语。”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在禅林中历来多沿用赵州的方法去杂悟性。
其实,“吃茶去”之所以能成为禅林法语,并付诸实施,是与茶的功用密切相关。古人认为,茶能清心去邪、生精陶情,具有“三德”,即坐禅时可以提神,通夜不眠;满腹时,可以助消化,轻神气;心烦时,可以去杂念,平和相处。所以,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应顺佛教的教规,因此,自然为禅林所提倡。
如今,“吃茶去”一语,己成为中国人以茶敬客、用茶联谊的惯用语,正如本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一书中谈到的:“中国人最爱品茶,在家中喝茶,上茶馆也是喝茶;开会时喝茶,打架讲理也要喝茶;早饭前喝茶,午饭后也要喝茶。有清茶一壶,便可随遇而安。”茶,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成了老少咸宜、男女皆爱的倾国之饮。
五、禅茶
佛教僧侣重视坐禅修定,专一悟性。由于能消除昏睡,补充营养,茶自然成了僧侣们最合适的食物。
僧侣饮茶,上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载,后赵昭德寺僧单道开昼夜不眠,诵经40余万言,靠“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唐时,寺院僧侣饮茶盛行,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当时禅师皆自备茶叶,随时煎饮,嗜茶成风。佛门认为茶能“悟性得道”,去烦净心。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进士李嘉佑《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曰“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磐长。闲窥数竿竹,老在一绳床。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人归远相送,步履出回廊。”诗中描绘了操行高洁的出家人一公僧房,即一公真人燃灯继日,在空林馨声,修竹猗猗的境地及其品茗揭示佛门真理的情景。唐代书法家徐凝作《普照寺》曰:“经年为客倦,半日与僧闲。更共尝新茗,闻钟笑语间。”诗中所描绘的也是与僧在禅林品茗清心、涤襟的景况。到宋代,饮茶便成了“和尚家风”,宋黄庭坚《题落星寺》诗曰:“落星开土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牅,处处煮茶藤一枝。”诗中所描绘的还是怡人的山水风景和小坐品茗的幽静僧侣生活,其情其景,富有清远萧闲的情调。明代书画家徐渭,更是把茶看作是僧侣修性悟道不可缺少之物。徐渭当年路过南京栖霞山时,曾作诗《宿栖霞》,诗曰:“昼看白帖过般若,夜梦青莲枕《法华》。一觉长松风雨急,错疑涧水响铛茶。”清张问陶更是说得明白,其《船山诗草》诗云:“古寺垂帘语寂寞,禅茶僧饭暮萧萧”,正式提出“禅茶”一词,以茶助禅,将茶理与禅理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唐以前,僧人饮茶还处在养生、保健、解渴、提神等药用和物质功能阶段,那么,从唐代开始,可以说僧侣已将茶看作静心育德、悟道修身之物。有鉴于此,饮茶也就成了禅林的制度之一。宋林逋《西湖春日》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烧水烹茶。在佛寺法堂西北角还设有“茶鼓”,定时击鼓,召集僧众饮茶。一些大的寺院,还有专职的施茶僧。为进山香客布施茶水。通过各种形式使佛教与茶物质和精神的内容交融在一起。
六、寺院茶(佛茶)
由于佛教提倡以茶育德,以德育人,因此,在提倡僧侣饮茶的同时,还提倡寺院僧侣自行种茶、采茶和制茶。我国南方众多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翠谷,自然生态环境优越,适宜种植茶树。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品质优异,再加上僧侣的潜心加工使得中国的许多名茶都出自寺院,这也是寺院茶的开端。
相传,四川的蒙顶茶,西汉时为甘露寺普慧禅师吴理真亲手所植,因“其叶细长而嫩,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为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留下了“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的绝句。江西的庐山云雾茶,始出自东汉。《庐山志》载:“东汉时(公元25--220年),佛教传入我国,当时梵宫寺院多至三百余座,僧侣云集,攀危岩,冒飞泉,竟采野茶以充饥渴。各寺亦于白云深处劈岩削谷,栽种茶树者焙制茶叶,名云雾茶。”东晋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曾用自种、自采、自制的庐山云雾茶招待诗人陶渊明,吟诗饮茶,叙事论经。在浙江的普陀山,唐时普陀僧人便广种茶树,制成著名的普陀佛茶。直到明代,普陀僧侣种茶仍传承不断。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载:“普陀老僧贻余小白岩茶一裹,叶有白茸,溣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福建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相传是六朝以后为武夷寺僧所采制。江苏的洞庭碧螺春,是北宋时由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采制的水月茶演变而成的。还有浙江景宁惠明寺的惠明茶、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安徽黄山云谷寺的毛峰茶都是寺院僧侣采制的名茶。此外,浙江湖州的山桑寺、儒师寺,杭州的天竺寺、灵隐寺,江苏常州圈岭的善权寺,扬州的禅智寺等,在历史上都有寺院僧人栽植的茶园和炒制的名茶。
伴随着我国佛教的对外往来,我国的茶叶也走向世界,佛教寺院开山建茶园,采茶制佳茗,采制寺院茶的做法也同佛教一道流向海外。公元九世纪初,日本寺院开始种茶;公元十二世纪,高丽松应寺、宝林寺等寺院已提倡饮茶,寺院茶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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