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茶叶发展的作用

　　茶与佛，因缘深长。茶叶起源于中国，从最早的药用、食用，发展至今天世人喜爱的、健康、安全、卫生的最佳饮料都与佛门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与佛教互相促进，形成了“茶禅一体”、“茶禅一味”和“茶佛不分家”的关系。佛教的禅宗和佛事活动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茶叶事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佛家称茶有“三德”，即坐禅驱睡，静坐思维；助消化轻神气；抑制性欲，平心气和。佛徒坐禅要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特别是调睡眠与饮茶有着紧密的关系。[1]（608）另外，佛教寺院高僧们的精湛栽培、制造技术和对茶叶的研究，为后人深人研究和茶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佛教的传播与中国茶叶

　　佛教是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由古印度释加牟尼创立的，最初由西域传入我国。[1]（607）东汉初年，倾听教义的思想开始在我国广为流传；隋唐时期，我国已有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作为宣传和传播佛教重要场所，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茶叶栽培、传播与加工制造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佛教的主要思想是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教义。其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自传入中国后，被当时的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福或保国保家平安。南北朝时，佛教被统治者用作麻醉百姓的工具，历代皇帝都乐于利用，使佛教得到了发展，并出现了不同的学派。佛教禅宗主张“圆通”，并与当时的其它文化（包括饮茶文化）相协调，促进了茶叶和茶文化的发展。佛教在茶事活动中明心见性，陶冶情操；怡情修性，悟道体道；锻炼人格，超越自我；使人的心灵得到了空明，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寺院、佛徒和信徒的增多，对当时茶叶生产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人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先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的思想，这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是没有收获。禅宗四祖道信时，在僧人中开始实行“作”、“坐”并重，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举。当时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集500多名僧人定居，垦荒耕种，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发展茶叶正是僧徒们进行自给自足的具体表现。

2、佛教与茶叶发展的相互促进

　　自古以来僧人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众僧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院多有自己的茶园，成为当时最有条件研究茶叶的场所，对茶叶的栽培、制作、饮用的和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佛教推崇饮茶，所以在我国历史上精于茶事、通晓煮茶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的皎然，人称“诗僧”，是陆羽的至交好友，他爱茶、恋茶、崇茶，平生与茶结伴，一生作有许多茶诗。“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是他的名句。五代的吴僧文，精于煮水烹茶之道，被后人授予“汤神”称号。宋代的南屏谦师，深通茶事，自称对点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茶圣”陆羽，也是寺院出身，虽非僧人，但成年后行迹时常出没寺院，并与许多僧人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2.1佛教与茶叶栽培

　　茶叶的栽培和生长，需要一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如土壤、肥料、雨水、日照、温度等。而我国佛教的寺院大都多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自然环境优美，土壤肥力、温度、湿度和降雨量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发育，加之僧人们的精心管理和培育，茶树生长健壮，内含较多有效成份，经佛家僧人精心加工后茶叶品质优良。据资料记载：九华山种茶始于唐代佛教，从现有的茶树品种类型可以发现，在古老寺院附近的茶树自然群落中较大程度地保留着古代僧人引选品种的踪迹。考证其群体结构，凡有寺庙的地方在茶树自然群落中都有金地藏引种的“金地源茶”（如现在的神光岭下的峡谷丛林中的一块茶园即是“金地源茶”的后裔。该群体树高135cm,叶身背卷，叶面隆起，锯齿明显，尤其是倒卵形的叶形“独树一帜”为僧家珍爱、独享，是当时“贡茶”的产地），或能看到“闵地源茶”的踪影（如位于天台和回香阁的峡谷之中，据《九华山指南》记载：“闵园茶生长在阴崖绝壑，云雾弥漫，春夏之交，始萌芽，茎条虽长，旗枪不展，色香味俱臻上品。”该茶园属于闵让和家园。)唐朝，在南方的许多寺院曾出现了寺前、院中、庙后、墙外种茶的情景，无僧不茶的嗜茶习惯已风靡佛教。由于有专门从事茶作劳动的僧侣，茶叶栽培和管理的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禹锡《山西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的词句就是表现种茶僧人劳动的场面。[2]正宗的黄山毛峰就是产于黄山的松谷庵一带；九华毛峰生长在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九华山的闽园附近；西湖龙井产在杭州西湖天竺、灵隐二寺。[3]

　　2.2佛教与茶叶加工

　　“高山出名茶，高山出好茶”，这与我国佛教寺院大多建立在高山和僧人们的精心研究、制作是分不开的。唐、宋期间以及各个朝代，饮茶已在各大、小寺庙里风行，加上朝廷对贡茶的需求，茶叶栽培和加工进一步发展。由于佛教迷信思想的影响，制茶先拜佛，如南宋胡仔《笤溪渔隐丛话》：“顾渚涌金泉，每造茶时，水稍减，至贡堂茶毕，已半减，太守茶毕，遂涸，盖常时无水也。”[4]精采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茶叶，其品质风格各异，如有的茶其外形圆如绒球，或条索如眉；汤色红艳透明，或黄绿清澈；香气幽雅清高，或馥郁鲜浓；滋味甘甜爽口，或浓强收敛。泡人杯中如“刀枪云集”，似“龙飞凤舞”。如产于唐代的九华“金地茶”和“祟圣茶”就是由寺院的僧人亲自栽培与加工的。“金地茶”于谷雨前后采摘一芽一叶初展精制而成，外形细如雀舌，形如佛手，芽叶相连，自然舒展，翠绿显毫，汤色黄绿清亮，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鲜醇，叶底嫩绿。“金地茶”由于“梗空如筱”的特色，冲泡杯中芽头成朵，枝枝向下形同“拜佛”故又美誉为“拜佛茶”。

　　松萝茶制法最早记载见于明代罗廪《茶解》。“松萝茶出休宁松萝山，僧人大方所创制。其法，将茶摘去筋脉，银镜炒制。今各山悉仿其法，真伪亦难辨别”。这里明确指出了松萝茶产地，但由于其它山场仿制，已真假难分。“家孝廉兄有茶圃，……所产茶，实用蒸法如山介茶，弗知有炒焙揉摆之法，予理鄣日，始游松萝山，亲见方长老制茶法甚具。[5]

　　杭州灵隐寺佛茶是驰名江南的佛门名茶，这种茶叶是由寺院里僧尼亲自栽种、管理、采摘、炒制的。灵隐佛茶叶形扁平、光滑、翠绿、整齐，一经冲泡，汤水碧绿清爽，香气四滋，经久不散；而且具有清心寡欲、养气颐神、明目聪耳、沁人心肺之功能。杭州灵隐佛茶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用水亦很特殊，泡茶的水是著名的韬光泉水。水是从北高峰半山腰间的韬光金莲池中用中间凿空的长长的毛竹，一根连一根引到灵隐寺的。这种韬光泉水，清冽甘美，矿物质相当丰富，丝毫不亚于号称“天下第三泉”的虎跑水。用此泉水泡茶更是锦上添花，真可谓“名茶名水，双美俱备”。

　　福建的武夷岩茶，相传最初是由唐宋的武夷寺僧人采制。江苏的碧螺春，据说最早是在北宋时，由洞庭山水月僧人采制的“水月茶”演变而来的。浙江普陀山的佛茶，景宁惠明寺的惠明茶，临安天目山禅源寺的天目青顶，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君山白鹤寺的君山银针，吉祥寺的贡茶紫笋，最初都出自佛门。

　　“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大概这就是名茶与佛教天然因缘吧！[6]茶，因其自性高雅，常被用作待客佳品，甚至被奉为取代酒的祝天祭祀圣品。茶与僧人相伴成趣，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2.3佛事与茶的品饮

　　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90天为一期；此外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僧人坐禅时，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饮茶。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2]

　　当时，茶在寺院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如：寺院中有专人从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者称为“茶头”；寺院中还专门设立了“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中的茶分为：“奠茶”，供奉佛祖所用的茶；“戒腊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吸饮的茶；“普茶”，全寺僧人共同品饮的茶；“茶汤会”，专以茶汤开筵的茶称之。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点茶、点汤，这些均纳人佛教的仪规‘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了宋代，仪茶敬佛已发展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在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由于佛教寺院的增加，寺院经济的发展，加上僧人的“坐禅”和生活习惯的需要，茶叶与佛教就必然地联在了一起。

　　2.4佛教与茶文化

　　佛教对茶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茶文化的内容，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斌先生统计，至唐代计有133人共写了茶诗391首。二是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行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与道教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三是佛门的茶事活动为茶文化发展、品茗技法提高、规范茗饮礼仪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前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7] （258）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里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论经，招待施主宾客。吸饮香茗，法堂中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彗院，夕阳欲压锗祈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

　　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参禅要澄心静虑的体味，讲究专注精进，直指心性，以求清逸、冲和、疑纲幽寂。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吸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体现。“吃茶去”说的是河北赵州柏林禅寺有一高僧，名叫从念禅师（778一987），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过还是没有来过，或者相识与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人“茶禅一味”、“茶禅一体”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2]（261）

3、饮茶之风随同佛教文化一同传到国外

　　我国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体”的文化思想和哲学观念与佛教、饮茶一起传到国外。美国威廉？乌克斯编著的《茶叶全书》（1935年出版）记载“茶树栽培和饮茶习惯广布于中国和日本，乃由于佛教僧侣推广，僧侣以茶节欲”。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我国与新罗国（今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新罗人在我国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有的人还在唐朝做宫。新罗的使节大廉，在唐文宗太和后期，将茶籽带回国内，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人唐回国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到了宋代，新罗人也学习宋代的烹茶技艺，在参考吸取中国茶文化的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茶规和茶礼。[8]唐代（当时日本的奈良初期）日本僧人高僧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带回茶籽栽种于日本滋贺县。宋代（当时日本的镰仓初期）日本荣西禅师两度留学中国，回国时带回了许多经书与茶种，并在日本开辟了茶园，后编著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极力宣扬饮茶益寿延年，此书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理论依据。[9]

　　唐宋时期中国茶叶与饮茶艺术、饮茶风尚引人日本的佛教寺院后，逐渐普及到广大民间，吃茶的习俗进人了日本平民的生活，并日益兴盛。15世纪时，日本著名禅师一休的高足村田珠光首创了“四铺半草庵茶”。被称为日本“和美茶”（即佗茶）之祖。所谓“佗”，是其茶道的专用术语，意为迫求美好的理想境界。珠光认为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清心是“禅道”的中心。他将茶道从单纯的“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了修身养性的禅道核心。其后，日本茶道经武野绍鸥的进一步推进而达到“茶中有禅”产茶禅一体”之意境。而绍鸥的高足、享有茶道天才之称的千利休，又于16世纪时将以禅道为中心的“和美茶”发展形成贯彻“平等互惠”的利休茶道，成为平民化的新茶道，在此基础上归结出以“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宗旨（“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日本茶道初步形成。

　　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迫求人与人的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而在生活上格守清寂、安雅，讲究礼仪，被日本人民视为修身养性、学习礼仪、进行人际交往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印度喜马拉雅山古时不产茶，但移栽中国茶叶后，发展很快，茶树原产于我国云南，由云南推广到缅甸边缘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佛教史上渊源甚古，云南大理曾是印度阿育王的佛教领地，佛教禅宗思想的发展源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尼泊尔。自高山而平地，茶与禅的传布，原为同一路线，此亦所谓“茶禅一味”。[4]

　　佛教与茶叶生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茶佛融通，茶禅一体，茶禅一位，已被佛家和民众认可。佛教通过茶事活动来使僧人不眠不发，修身养性，大彻大悟。茶叶的栽培、加工以及茶叶文化在寺院和僧人的精心研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弘扬中华茶叶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推进精神和物质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