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论“心”画梅参禅

　　画梅参禅，有诗为证：

　　老梅浑似枯木禅，料是苦修彻骨寒；

　　铁干数枝超象外，心香一缕绕笔端。

　　禅是一种内心的觉悟，无法用语言表达。迫不得已，释迦牟尼姑且用一朵鲜花作为象征，将自己的证悟展示给大家，而上首弟子迦叶也正是通过这朵鲜花心领神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由此，花和禅似乎也有了某种难以言喻的内在联系。我画《百梅图卷》，也想以画梅为参禅之阶。

　　撇开拈花微笑的动人故事，事实上就中国画来讲，花鸟乃至山水能进入人的审美视野，成为绘画艺术的表现对象，着实依赖于玄禅思想的铺垫，尤其是“道”、“心”本体论的支持。

　　老子说“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庄子认为“道”自本自根，超越于一切之上。《周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此决定着天地万物的生成、运动与变化。《系辞》分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不可见的“道”即存在和表现于可见的天地万物之中，如清代王夫之所言，“道与器不相离”，“不可象者即在象中”。在艺术家的眼里，山水花草等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道”的表现形式，并且只有作为“道”的表现形式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对象，才具有艺术价值。

　　禅学论“心”，亦大同于玄学论“道”，认为“心”是世界和人生的真正创造者，也是解脱的主体和动因。“心”亦称作“佛性”，既超言绝相，又与万相不相分离。僧肇曾言：“佛无定所，应物而现，在净为净，在秽为秽。”意思是说，佛无处不在，一花一草都显现着真如佛性，与主体心灵息息相通。于是，山水花草就不再是原先那种有限个别的世界，不再是冷漠疏远的纯然外在物，而是一个充满了无限意义的存在。在禅家看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苏东坡也说：“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可以说，佛性的光辉使山水花草充满了情趣和意味，从而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

　　由于“道”和“心”既存在于具体的客观事物之中，同时又不可见，所以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一种直观的领悟，即老子所说的“惚兮恍兮”，亦即禅学主张的直觉顿悟。本着“道”、“心”的这一特点，绘画艺术所要表现的自然，绝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摹仿，而是以“道”和“心”为原则，对自然重新进行组织、加工、提炼，借以显示生命的和谐结构，以及宇宙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

　　在玄禅思潮的作用下，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形成主客两忘、物我一如的认识模式。“物”与“我”不再是对立的、异己的；“物”不再只是“人”的衬托、喻体、背景。由此，自然界的美也就不再依附于“人”，其自身即具有无限的意蕴，成为与人的心灵息息相通的真正独立的审美对象。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人们无不亲近自然，将孤独寂寞的心灵寄托在山水林木、花鸟鱼虫之中，从中得到抚爱和慰安。

　　《世说新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所谓“会心”就是主、客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会心”，自然万物在感情上“自来亲人”，由此形成一种真正审美化、诗意化的关系。同书还说：“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大画家宗炳、大文学家谢灵运都是著名僧人慧远的弟子，他二人喜欢浪迹山林，澄怀观道。宗炳年老体衰时还将名山大川“皆图于壁，坐卧向之”。

　　自然美的最大特点在于不带任何明显的社会功利性，这也正是禅的根本精神。禅之所以在对大自然的欣赏中获得所谓宇宙目的，就在于天地万物本身是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花开草长，鸢飞鱼跃，月落星移，它们自身都是无意识、无目的、无计划、无思虑的。禅学追求“无心合道”，然而就在这“无心”与无目的性之中，却又似乎可以窥见那个使之所以然的“大心”、大目的性。

　　从自然美走向独立的审美历程来看，梅花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绘画乃至文学表现的对象，正是玄禅思潮的使然。回想当年佛祖拈花示众，所拈之花虽不见得就是梅花，但梅花既然是花，照样甚至更能体现禅的精神。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悟道偈就曾这样写道：“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具体到梅花的创作，我以为可以充分利用枝干的穿插和花头的疏密来体现易学所讲的阴阳。阴阳推而广之，即枝干与花朵的刚与柔、骨与肉、方与圆、迟与速、横与直、斜与正、粗与细、收与放、疏与密、虚与实、向与背。通过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来揭示作为普遍法则和规律的“道”，以及顾盼生姿、顾盼生情的自由心灵。

　　梅花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实在是太多太多。隋人赵师雄在罗浮山遇见梅花仙子，情景是那么动人。白居易曾有诗写道：“三年闷闷在余杭，曾与梅花醉几场；伍祖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孤山的梅花极负盛名，北宋处士林和靖曾隐居于此，不娶无子而植梅放鹤，称“梅妻鹤子”，传为千古佳话。历代咏梅诗不计其数，历代画梅之作亦不胜枚举。梅花位居“岁寒三友”之列，名跻“四君子”之首。

　　我喜欢画梅，特别是枯木逢春、老梅新枝。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道：“真州城东十余里准提庵，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干并出，相传为宋时物。康熙中，树忽死，垂四十年复活，枝干益繁，花时光照一院。”一株老梅枯死四十年而复活，让我很容易联想到禅学中的“枯木禅”，即禅修中的“苦行”。位于热带的古印度就曾流行日晒火烤的苦修方法，我想梅花在冰天雪地中傲然独放，同样也是一种苦行，一种历炼。“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本人以画梅为参禅，参的是梅花的真精神。唯其如此，方能在笔端流露出无限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