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顿悟成佛

　　唐释惠能所述《坛经》，在佛教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顿悟成佛说。由此说引发出一系列新的观点，皆富有时代精神和宗教改革意义。至此，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顿悟成佛说的内涵

　　惠能顿悟成佛说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隋朝时期建立了新兴地主的政权，取代了东晋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步取得优势。在任用官吏方面，也以科举制替代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中国佛教的发展虽于此时臻至鼎盛，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已经改变，必须进行一次符合新形势要求的重大改革。同时，为适应日益扩大的佛教信仰需要，为下层群众提供信佛的方便，必须摆脱传统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及宗教仪礼，开辟出一条简捷易行的成佛道路。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顿悟成佛说必然涉及佛性问题，顺着这一思路加以考察，就会了解到惠能的顿悟成佛说源自大乘诸经，主要是《金刚经》。在惠能还靠卖柴为生之时，就曾闻客店有人诵《金刚经》，颇有领会。遂往从黄梅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得受《金刚经》之法，聆听大悟，知“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识若自本心，见自本性”。后来惠能为大众说法，宏扬顿悟法门，乃以《金刚经》为宗经。他说：“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惠能将般若之智视为自心，自性及本性，并与佛性等同。悉源自《金刚经》之说，依据这一佛性学说，惠能得出如是结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以上引文据敦煌本《坛经》）。其次，惠能顿悟成佛说的佛性思想，还来源于《涅槃》、《净名》、《楞伽》、《法华》、《菩萨戒》诸经。惠能逝世后约七十年许问世的《曹溪大师别传》，强调顿悟说的佛性思想主要本于《涅槃经》，这与敦煌本《坛经》突出《金刚经》的佛性思想不太一致。实际上惠能的佛性学说是融会贯通各经的观点而自成一家之言。因而上述两种说法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北宋契嵩把敦煌本《坛经》的《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加以融合统一，形成新的《坛经》版本，并非毫无道理之为。

　　惠能顿悟成佛说虽然源自各大乘经典，但是其说又与传统佛教的观点不同，它是在吸收并改造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特的顿悟说理论系统。此说是思想根基就是心性本觉。心性是指人的自心；本觉就是一切众生本有之觉悟，亦即本有之成佛的智惠。有此本有觉悟。本来就具有佛性，就是佛。由此出发，成佛便是现实问题，就看能否体认这一事实。这就必须摈除一切邪见烦恼和惠痴迷妄，显现本有之觉性，而显了本觉心性之关键，无须长期修习，只须刹那间直觉体悟，一旦突然领悟，便是成佛之时，惠能临终前咐嘱弟子时，对顿悟成佛说的涵义作了总结性的表述：“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敦煌本《坛经》）。惠能弥留之际，念念不忘顿悟成佛之旨，足见，此说在其全部理论体系中所居位置的重要性，亦可见惠能一生弘法传教的中心宗旨之所在。

二、顿悟成佛说的思想特点

　　惠能的顿悟成佛说与传统佛教的成佛之道相比，具有普及性、简捷性、自力性等诸种特点。

　　其一、普及性。大乘佛教具有代表性的佛典，中观一宗主要有《般若经》、《法华经》、《大集经》、《宝积经》、《中论》等类；瑜伽一宗主要有《华严经》、《大般涅槃经》、《解深密经》、《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类。这些佛典演唱成佛之道，虽迭宣精义，横生妙趣，但其义理极为玄奥，不易理解。例如《成唯识论》，说诸法实相由远离遍计所执之实我法所显，于一切位常如其性，名为真如，亦即唯识之实性，这种实性具有无相空寂，一切清净的特征，是最圆满和最真实的存在，是通过取得无上智慧的人在瑜伽实践中亲证而得到的神秘直觉。已经掌握唯识实性的人，再通过瑜伽实践修证，次第经历资粮、加行、通达、修习和究竟五位之阶梯，逐渐达到体悟唯识的真谛而证得涅槃妙果，成就佛道。象掌握这种这种成佛的理论，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则极明白浅显。言说自心是佛，只要除却妄念，如拨云见日，佛性顿现。这种顿悟说言简理当，通俗易懂，一般人都可以理解接受。

　　其二、简捷性。大乘佛教中，以修持弥陀净土为成佛的捷径。但是我们若认真追寻其修行方法，比起惠能顿悟说较复杂。例如具有净土代表性的著作《观无量寿佛经》。所论禅观包括三福、十六观。三福，即世福、戒福、行福，为往生净土的基本条件。十六观，即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宝池观、宝楼观、佛座观、像观、真身观、观音观、势至观、普观、杂想观、上辈生想观、中辈生想观、下辈生想观。前十三观是定善，后三观散善。定善与散善均皆往生净土之观行。由此看来，顺着三福十六观的道路往生净土，里程亦甚遥远，不如惠能顿悟说直截了当，不用读经、念佛及坐禅，一悟即至佛地。惠能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敦煌本《坛经》）显然，顿悟只须刹那功夫，表现出极为简捷的特点。

　　其三、自力性。传统大乘佛教讲“普渡众生”，“他力救拔”。《阿弥陀》等经提倡的念佛往生之说，就是他力救拔的一个明显例证，而惠能的顿悟说则提倡自力救拔，信仰自力。依藉自己的主观觉悟，他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声称自己就是凭借自心领悟而顿悟成佛道的，亦即成佛要依靠自力。不假他力。弟子们也认为他已经是佛。但是惠能告诫徒众，不要因为自己是佛，大家就把成佛的希望托于己，“且不是惠（惠）能度。”他要求徒众发四宏愿，自力自度。他说：“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欲自度还必须自断烦恼，“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亦要真正学会佛法，“须自见性，常行正法。”具备自度、自断、自学三宏愿，就能成就第四宏愿，即可佛道自成：“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忘，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以上引文据敦煌本《坛经》）。小乘佛教讲“自力拯救”。可那是苦思苦修的自我磨练，与惠能的自力自度之说不可同日而语。

三、顿悟说引生的新观点

　　惠能的顿悟成佛说独特、新颖而朴素，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顿悟”这一概念，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新观点，涉及到禅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在修禅的指导思想上，“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认为，由心随缘而起生成的现象世界，空无所有，而自心是实，亦是真如本体和佛性，事物既然是意念所造，就不应执以为“有”，不要去思辩事物的真假、是非、美丑、是为“无念”。但无念并非泯绝一切思维，不能修空住空。应唯以真如为念，方是正念，才是成佛之路。通过无念的直觉，直接体悟真如佛性，不劳去除妄念。无念的理论前提即是“无相”。相指世界一切现象，现象由心造成，并不实在，只有不执著现象为实有，才能认识真如实相，此名无相。真如无相，无法看到，只能体会。也只能远离一切相，才能体悟真如佛性而成佛道。欲成佛道，须有佛智。对任何事物无所住心、无所拟著、无所取舍，没有固定的见解和特定的心理趋向，即是“无住”。具备了无住的条件，就是成就了佛智慧。

　　其二、在修心方面，为引导顿悟实践，主张禅法以定惠为本，定是惠体，惠是定用，定惠一体。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定惠法亦复如是。又重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佛法本无顿渐之别，人则有利钝之分，理解佛法有快有慢，才有顿渐差异。只要注意内心领悟，做到大彻大悟，人人可以顿悟成佛。道由心悟，不在坐禅，也并非历尽苦修之后的恍然大悟，而是人们当下每一念心都有可能从自心中顿现佛性。

　　其三、在佛国问题上，主张即心是佛，佛国不在身外，就在心中，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凡是做到无牵无挂、无忧无虑、不忮不求、不争不夺，超乎是非荣辱之外的人，均皆是佛。

　　其四、惠能主张一切时中，常行直心，行住坐卧皆是禅。并对“禅”作了作新的解释：“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对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敦煌本《坛经》）。他认为人的本性原自清净，于禅定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其五，在解脱论上，主张心性本净，佛性本有，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假外求。只因清净的本性，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覆盖，不能自悟。假如得到善知识的指示，念念起般若观照，一旦妄念俱灭，内外明彻，得识佛性，一悟即至佛地。

四、顿悟成佛说的改革精神

　　惠能创立顿悟成佛的理论，是中国佛教的一次重大改革，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开辟了新路子。

　　这一学说的改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佛的理解上。中国佛教有史以来，把释迦牟尼及其他诸佛放在极其威严神圣的位置，认为那是引度众生的真佛。但惠能却认为自心是佛，以般若之智认识自心佛性，顿入佛地。将般若智与自性佛，作为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又将两个方面视为同一概念，一而二，二而一，皆为众生所有。本来具足。历史上虽有东晋道生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认为一切众生有当来佛果的性能，只要断坏烦恼，皆得成佛；但却未提出成佛后的必然去处，亦即自心就是净土这一命题。惠能指出净土必身外去求，净土就是净心。他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认为净土路途不遥，只要除十恶，行十善，此去净土之路，弹指一挥。惠能的佛性论，无限地扩大了成佛的可能性，即使造孽深重之人，亦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同时，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加快了成佛步伐。由此，它不仅符合社会上层的宗教需要，还为下层群众信奉佛教敞开了门户。因而受到了社会各阶层欢迎，佛教僧侣对它更竭之以诚。所以，惠能的佛性学说，为佛教信仰者通往佛境，展示了极易攀登的宏阔目标，铺开了一条社会性的成佛大道。

　　再者，改变了僧侣的生活方式。传统佛教强调僧侣坐禅，把修禅范围扩大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不囿于外在的功夫和形式，听凭自在，不拘一格，把关键放在内心的体认和领悟上，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任何领域，都有成佛的机会，所谓“举足举手，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王维《六祖碑铭》）。同其自力自度、自我信仰的观点，成为后世禅宗建立独立生活的思想依据。惠能以下四代传人怀海制订的“百丈清规”，特别提出“行普清法”，规定上下均力，开荒耕田，要求僧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便把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移植到禅寺中来，通过自力劳作，达到自给自足。禅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不仅为禅宗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固的经济基础，还使禅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使禅僧日常生活平民化。从而促进寺院与社会的结合，还提高了禅宗自力更生、自信自强的能力，使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乃至繁荣昌盛。

　　三者，顿悟是革新的中心环节。在惠能顿悟说之前，已有晋、宋间道生提倡顿悟成佛说。道生的顿悟说是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基础上提出的，是在否定渐悟、吸收并扬弃支道林等人“小顿悟”学说的过程中发展而成。此说强调寂鉴微妙，不容阶级，一悟顿了，与真理相契无间而成佛道。后世称之为大顿悟。但此顿悟说，虽然否定了顿悟的阶段性，却继承了理不可分的理论依据。其顿入佛地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备顿悟的极惠。这一极惠必须修行到佛地金刚心之后成就法身才有。因而顿悟之前，仍然有一个漫长的修习认识过程。惠能的顿悟，一改道生的“见理”、“明理”之说，省去了“极惠”，把顿悟的时间收缩到古人认为的最低限度，即一刹那间，把顿入佛地的距离缩短到“零”，即净土就在自心之中，不必过度彼岸。而且成就佛道完全凭藉自己主观体悟，不假任何外界力量。其改革的彻底程度已达极限。这种以顿悟为修习根本方法，实为中外佛教史上一个创举，堪称千古独步，无与伦比。由此之故，使惠能及《坛经》处于极其显赫的地位。

　　四者，顿悟说在适应中国固有文化方面的改革。佛教东入中土以来，是不断与中国固有文化碰撞过程中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机会。到了东晋、南朝宋初，玄学盛行，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似之处，佛教学者则多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义理，推进了二者逐步融合的趋势。当时义学僧人道生投身于这种佛教义学的浪潮，结合老庄的玄学思想，提出了顿悟成佛说。可以说道生的顿悟成佛论，是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产品，还没有解决与中国固有的小农思想相结合的问题。到了唐代，及有惠能创立新顿悟成佛说之壮举，完成了道生未竟之业。惠能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广泛地吸取养料，使他创建的顿悟说焕发出勃勃生机。庄子追求自由精神之作，玄学家豁达放荡、纯任自然之举，儒家性善之论及孝悌之说皆为惠能创新禅理提供了营养。人们不难理解，后也禅宗僧侣创制大量论孝之著，出现了一批批举世瞩目的目的“孝僧”，是不足为奇之事。由于惠能顿悟说反映了下层群众的思想和要求，确实给文化低下的广大群众带来信佛的方便，因而能够得到大众的信奉和支持，这是惠能独立思想的结果，不能不是一项伟大创举。

　　总之。惠能以其所昌“顿悟成佛论”为宣言书，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使其所创立的禅宗成为一个土生土长适合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次实质性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