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家生活——福建丛林生活漫谈

　　我的出家生活

　　——福建丛林生活漫谈

　　济群

　　最近《法音》编辑部要出一期“福建佛教专号”,约我写一篇介绍福建丛林生活的文章。作为生于福建,出家于福建,并长期在福建从事佛学院教学工作的我,实在没理由开口拒绝。只得以自己在福建几座寺院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按居住时间的先后,谈谈福建的丛林生活风范。

　　一、农禅并重的支提寺

　　提起支提寺,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又不方便,所以不为人知。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也很难引来远方的游客,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和纯朴。

　　“支提寺”是人们对它的俗称,完整而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支提山华藏寺”。支提寺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是天冠菩萨道场。据《华严经》记载:东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便是支提山了。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每尊高一尺,重二十余斤,供奉在大殿中。

　　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在父母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14岁那年秋天,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跟她们去了。

　　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份住了三个多月。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住持是妙果和尚。那时的人真是很单纯,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种菜、砍柴;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里采菇、挖笋,过得很有趣。肚子饿了,就盼着快些收工。这么一来,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的事。

　　当时的出家人,了生死的观念很强,个个都很讲修行。大家白天干活,早晚上殿诵经,称为做功课。既然是功课,每天都必须要完成,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也很少有人会落下。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如果不做功课,不但了生死无门,更是信施难消。

　　除了早晚功课,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有的人拜经,比如拜《华严经》或《法华经》,一字一拜,连续拜上几年。有的人诵经,长期诵一部《金刚经》或《地藏经》等。有的人念佛或参禅,夜不倒单。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平常也不太讲教理,最多交流一下修行心得。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做些警策性的开示,但大家都很自觉。

　　很难想象,我那时身体瘦小,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念经,起早摸黑真不容易。寺院做功课的时间很长,有时三点多就起床,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跟着大众诵经,经常诵着诵着,抱着柱子就睡着了。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的。他们到支提寺来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他们说:宗教就要消亡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快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被赶走了。

　　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据说现在变化很大,公路已经开通,不必像从前那样走几十里的山路。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只要种些菜,砍砍柴,可以腾出大量时间学习和修行。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成就十多位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

　　二、禅宗祖庭雪峰寺

　　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雪峰是地名,雪峰寺全称是“雪峰崇圣禅寺”,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今天去朝拜雪峰寺,还能见到义存祖师留下的遗物。如枯木庵,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心是空的,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才感动当地长者舍地盖寺。天王殿门前,耸立着四棵高大的树木,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种植的。还有义存祖师的塔,塔上石头呈绽放状,像一朵朵花,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

　　雪峰,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是一个清凉的世界。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海拔很高,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白天则异常凉爽,真是禅修、避暑的好地方。雪峰寺是禅宗祖庭,自然以禅修出名。寺中有老禅堂一座,木质结构,冬暖夏凉。在这座禅堂里,出了很多祖师。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住众达几千人,曾经有一次坐香,一犍槌敲下去,开悟了几十人。

　　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所以“文革”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我18岁到雪峰寺,正式开始了我的出家生涯。当时自以为出家了,现在看起来,其实还是行者的身份。“文革”中的雪峰寺,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存在,寺院拥有几十亩田地和菜园。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到田里干活。

　　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丛林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和他们住在一起,比起读《百丈清规》,体会更要深刻得多。

　　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他们年青时为了寻找善知识,四处参学,住过金山寺、高旻寺。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高旻腿,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到的丛林轶事。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翻开《禅林赞本》,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我住雪峰寺时,跟他们学会了唱很多赞。我现在的唱诵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有的老和尚禅修功夫很高。在雪峰寺周围有很多茅蓬,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他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专修,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常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在那里专修。有的人日中一食,夜不倒单。枯木庵住有一位叫瑞兴的老和尚,专门诵《法华经》、拜《法华经》,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冬天也不穿鞋,吃的很简单。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印象中,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他就这么做了。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拜访他老人家时,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修行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

　　我在雪峰寺就是跟随僧众干农活。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因为山很陡,我当时的个头又小,砍了柴没法挑,只得从山上滚下来,挺好玩的。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文革”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淤泥很厚,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雪峰寺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农禅并重,僧众除了干农活,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

　　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其他僧人没事时,也喜欢到禅堂坐一坐。寺院到了冬天,安排禅七,组织大众共修。打禅七的时候,供斋的人特别多,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令人大饱口福。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欲,也算是种补偿。到了夏天,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大家讲《心经》,一口江西土话,边讲边笑,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总觉得他讲得很好,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以念佛、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我在雪峰寺时,亲近过一位老参师父,是参禅的,推崇《六祖坛经》、《传心法要》、《临济义玄禅师语录》。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他自己的修行则不拘形式,重视行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我对禅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三、八闽首刹涌泉寺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千百年来高僧辈出,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

　　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有喝水岩等十八景。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留下不少墨迹,都刻在石头上。在喝水岩一带,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著名的有朱熹、蔡襄、赵汝愚、郭沫若等人的题字。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及经论,还有刻印经书的经版上万块,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霈禅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的版本。民国年间,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刷印了几十部,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图书馆保存。

　　鼓山涌泉寺在“文革”中被园林部门占据,1979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普雨法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平艺术专业学院。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解放前南下,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推荐住涌泉寺。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监院、住持。

　　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就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文革”中,寺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僧人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我刚出家时,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包括像妙湛老和尚、北京的正果老法师、巨赞老法师等人。

　　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四人帮”垮台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老和尚就着手涌泉寺的恢复工作。通过多年努力,到1979年,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由于老和尚的道德学问及爱国爱教的精神,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使许多被园林、文物等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参与成立省、市佛教协会,推动福建佛教事业的发展;开坛传戒,绍隆僧种;创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接待海外侨僧、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创办涌泉寺书画社,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增进他们对佛教的了解。老和尚的种种努力,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在涌泉寺期间,我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负责给客人开门。涌泉寺旁驻扎着军队,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把客堂钥匙带在身边。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当我回到寺庙时,知客师告诉我,晚上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找不到钥匙,无法安单。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第二天老和尚知道了这件事,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

　　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护各个殿堂,给游客们提供方便。寺中设有小卖部、饮食部、佛经流通处,这些工作都由僧众自己担任。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客堂会敲钟,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全寺上下倾巢出动,如蚂蚁搬家式的,或背或挑或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

　　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普茶一般都在晚上7点开始,大众听到钟声,穿衣搭袍,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恭候方丈的大驾。斋堂的监斋菩萨前,点着两根大红蜡烛,斋堂的条桌上,摆满了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维那起腔,唱炉香赞,方丈拈香、礼佛、升座,开始给大家开示。这时巡堂拿着茶壶,依次给大众倒茶。在柔和的烛光下,在袅袅的香烟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大家静静地品着茶。

　　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禅?”禅师说:“喝茶去!”普茶,是禅与茶的结合,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清清明明,不取不舍,无爱无嗔。禅宗的普茶流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茶道。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日本某宗派的住持,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

　　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早就意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水平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招收本省的年轻僧伽到鼓山参加学习,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我在中国佛学院上学时,有年暑假回鼓山,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讲,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

　　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妙老圆寂后现在是普法法师。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并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普法法师很能干,把整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与园林管理部门、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为寺院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日实现。

　　四、清净庄严的广化寺

　　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谨,生活朴素,并发心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身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5元还是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接触佛教书籍。他又在广化寺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不断,修行氛围浓厚。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界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性光法师和我。从1982年开始,一直到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惭愧的是,没有认真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

　　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棵大橄榄树,橄榄成熟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4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五、轰轰烈烈的南普陀寺

　　普陀,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又称北普陀,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都在海岛上,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所以叫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的崛起,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在转逢和尚任住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主持,一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普陀寺。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还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亲自设置课程,并为学员上课。

　　厦门是个开放、自由、舒适的城市,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受其影响。已故的妙湛老法师有很开放的胸怀,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还支持全国各地办学。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广东陆丰佛学院,并支持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办学。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也愿意为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他们的所长。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想在寺院干些事,通常是很难的,而在南普陀,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妙老对我是这样,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成了全国佛寺中发挥最大功能的一座寺院。南普陀寺设有禅堂、念佛堂,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可到禅堂、念佛堂安单;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弘法讲堂,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厦大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有慈善事业基金会,从1992年创办以来,目前已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寻声救苦,给失学儿童、疾病患者、受灾群众和贫困户送去温暖和关怀。

　　妙老有禅者的风范,性格直爽,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早晚学生扫地,周末劳动,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干活的时候,挖土、扛石头,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发现哪个学生偷懒、不守规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打得学生鸡飞狗跳的。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一起上殿、过堂。早晨打板之后,在钟鼓声中,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快起床了!”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突击检查,或挨门叫唤。

　　方丈住持丛林,有教化大众的职责。妙老以斋堂为课堂,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表堂的内容很少引经据典,或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就每天的生活,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教导大众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如何健康地生活,如何如法地修行。老法师有一句名言:“打不走,骂不跑,就是好宝贝。”所以,有些人犯了错误,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却不必担心会被赶走。

　　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解放初来到厦门,一直住南普陀寺,坚守在寺院中。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妙老马上就担负起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先复办养正院,1984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有男、女二部,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学院分设养正院、预科班的两个层次,各招三五十名学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随后预科班升为4年的本科班,养正院改为预科班,学院从原来的4个班级发展到6个班级,人数也从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聘请国内高等院校的著名学者、法师担任导师,正式招收了7名研究生。

　　我是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他希望我能够留下。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我,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当然,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算,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多年了。

　　在厦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刚来时讲过戒律,后来一直都讲唯识,几乎把唯识宗的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的法师、学者,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

　　记得1989年的年底,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举办讲座,开讲《大智度论》中关于六度的内容。据说他是佛学博士,当时我还不清楚博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听他五六天讲下来,果然不同凡响。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我们都很好奇。讲座完的那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请教他博士是怎么搞到的。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现在湛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了,我虽然没去读,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觉得真是有趣!

　　1989年春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在方丈室,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惠空法师很健谈,不断向我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时到我住的房间,一直讲到三更半夜。有几次我都是边听边睡,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又担心不礼貌,赶快支吾两下,法师还以为我在认真听着,结果又继续讲下去。

　　1991年,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讲《药师经》和《维摩经》,迈出了我们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开设“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并与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关系。1992年的年底,我们打算和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于是,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

　　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忙设计广告。广告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希望写得精彩些。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探讨人生真谛,叩开佛法大门”。广告的版面特别大,又是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所以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研讨班为期两周,安排了八、九次活动,内容有讲座、参访、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

　　能在厦门安心从事教学和弘法,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平常没有外出弘法时,每周除担任二至四节课,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他讲授中国佛教史,每天备课、写讲义,总是干到三更半夜,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的问题。

　　南普陀寺自妙老圆寂后,继承妙老事业的是圣辉法师。在圣辉法师的领导下,南普陀寺的佛教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圣辉法师从1997年升座以来,对常住、佛学院、慈善基金会进行了全面整顿,消除不良现象,制订各种制度,使寺院的管理走向规范化。而妙老开创的佛教事业,在圣辉法师的手上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发表于《法音》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