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唯识量与禅宗

　　真唯识量与禅宗

　　在窥基法师所著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中记载了玄奘大师于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公布“唯识比量”这件事。“唯识比量”即“真唯识量”。

　　戒日王阅读了真唯识量及全部的《制恶见论》，异常高兴地说：“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振音，而槌凿绝响。”曲女城法会的圆满成功，确立了以“真唯识量”为核心的《制恶见论》的崇高地位。

　　真唯识量的宗是：胜义的、双方都同意的色，不离于眼识。其因是：按照我们唯识家的看法，这个色是相分色，是被初三所包括，而不被眼根所包括的(实际上仅被眼识所包括)。喻：如眼识。

　　大师所立之量，十八天无遮大会无一人能破之。此量被誉为“万世立量之正轨”。玄奘大师对该量说明的文字材料没有流传，其高足弟子文轨、净眼、定宾、窥基、元晓(新罗僧人)对于该量的解说也各不相同。唯后世永明延寿禅师对该量的分析，为后人解读此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非常赞赏永明延寿禅师融贯禅教的主张。他认为，佛法以初通教而修禅，宗门与教下本来是一致的。永明禅师作为法眼宗的一代宗师，直接主张宗门与教下的和会，是再好也不过的因缘了。他说：“分宗之极再和会教义者，则从法眼开始。法眼颂六相，即近华严；德韶禅师住天台山国清寺，传是智者大师的后身，而天台教义之能重兴，尤赖德韶之力。至于永明延寿，更是将宗门教下大为和会。他的《宗镜录》，会台、贤、慈恩三家经论教法，宗归一心，遂成禅宗成宗以来未有之巨著。他精通唯识义，云：‘夫禅宗者，真唯识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融贯禅教者，尤以永明为最。”

　　永明禅师对真唯识量的解读几乎被判定成此量的标准答案。因为唐代经会昌法难后，唐人的因明著作散佚已尽。他说：“夫比量有自、他、共，随其所应，各有标简。若自比量，‘自许’言简，若他比量，‘汝执’言简，若共比量，‘胜义’言简。今此共比量，有所简别。‘真故’之言，表依胜义，即依四种胜义谛中，体用显现谛立。”

　　永明禅师给予真唯识量至高的评价，和会教禅的意图符合当时佛教的发展因缘。禅师作为法眼宗的一代宗师，深刻领会法眼文益禅师对于五叶禅门的独特建树，截断了众人因禅门主张“不立文字”而讥嫌禅门忽略教法的祸端。

　　太虚大师的佛教理想基于对唯识宗的深刻研究，他深刻探寻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而最后终于得出了结论：若要对于整体的汉传佛教进行综摄重建，振兴禅宗乃是关键。禅宗直看佛陀心源觉海，其实一直把握着佛教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的根本特质乃在于禅。他又说：“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出于此一目的，他主张可以“博究融会”，及可以探究汉文的一切佛典，并融会巴利文、藏文及日文的佛学来充实，用以重建深厚的基础，不仅要融会中国本土的汉传大乘佛学八宗共弘，还要融会巴利文、藏文及日文佛学。他说：自己多年致力于法相唯识学，整理大、小乘内典及东、西洋外学，仅为顺机弘化之一方，而旨归之所存则仍在禅。

　　很显然，由鹫岭遗风演化而出的禅宗，以及那烂陀风范所演化而出的法相唯识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呈现出一宗一教的宗教功能。兴则俱起，衰则皆没。在共同的责任面前，最重要的是要看清佛教发展的大势。

　　永明禅师曾于《万善同归集》中回答“多闻广读，习学记持，徇义穷文，何当见性”的问题，答曰：“若随语生见，齐文作解，执诠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难见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谛入圆诠，深探佛意，即多闻而成宝藏，积学以为智海。从凡入圣，皆因玄学之力，居危获安，尽资妙智之功。言为入道之阶梯，教是辨正之绳墨。”

　　永明大师认为禅门不许看教，只是为了避免初心者随文生解，失于佛意，正以由此方便，禅宗才能历经岁月沧桑而真风不坠。他说：“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且如西天上代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乃至洪州马祖大师，及南阳忠国师，鹅湖大义禅师，思空山本净禅师等，并博通经论，圆悟自心。所有示徒，皆引诚证，终不出自胸臆，妄有指陈。是以绵历岁华，真风不坠。以圣言为定量，邪伪难移，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

　　太虚大师极力推崇永明禅师“禅教和会”的原因，就是因为永明禅师既能本着一切教法归宗于禅门，而又使禅门不为繁杂学理所引夺。这样的主张虽然讲究释迦如来拈花微笑的宗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又在此标准之内，可予“大立文字”，以保障“教外别传”不脱离“教内真传”，而避免误入“道外别传”的险途。

　　永明大师不厌其烦地强调“禅教和会”，认为要保障禅门的健康发展，禅教融会乃是正途，强调说：“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或者称悟而意解情传，设得定而守愚暗证。所以后学讹谬，不秉师承，先圣教中，已一一推破。”大师如此主张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今时学者，既无智眼，又阙多闻，偏重遮非之词，不见圆常之理，奴郎莫辨，真伪何分。如弃海存沤，遗金拾砾，掬泡作宝，执石为珠……一向于言语上取办，意根下依通，都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

　　灵山会上的释尊拈花与那烂陀寺的真唯识量，历史余音仍旧在当今中国的大乘佛教界震发出激荡心田的余响。难怪国际人士如此评价佛教的传承：“释尊的教法源起于印度，而光大在中国。”历史因缘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