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特征——新与实

　　太虚大师的特征

　　——新与实

　　仁俊

　　这是海刊第二次出专刊纪念大师,第一次是四十六年,事隔十年,大家更认真底出专刊纪念他,足见他太值得纪念了。近代中国的佛教史,大半通在大师身上,可说有了大师,近代的中国佛教史才有了声色与价值。这样的一位大师,功德与贡献,见地与僧格,是广大与纯洁的,赞仰的人相当多,不用我说。我只想从他的特征——新与实——上发挥。

　　数十年来的中国佛教界,有一种特殊现象:许多人一谈到大师,总似乎意味着他是「新派」的领导者。新派,在这般人的感觉中,都以为是与旧派对抗或作梗的;想得严重些的,简直认为是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这样,对大师的误解就很深了。他平生即因此遭受到许多无谓的障碍和困扰。其实,像他那样的涵浑恢廓,根本不曾有过新旧派对立的观念,更不曾想到否定而革除固有的一切,祇是对那些有碍于发展佛教的许多畸形现象,积极地想给以速切的改造而已。他虽然也曾高喊过(三种)革命口号,但那是对教界的沉迷不醒者的一种警钟,一种激力,藉此使其自动振奋,自动革新。当他立志革新中国佛教之前,对自身就曾彻底的革新过几番。本此革新的体验、精神,才将固有的积习沉痼或治或拔,于净落坚贞中领导后进,持续而绍隆了中国佛教的慧命。

　　他的新,是得力于自心的研究、体悟。他从自心中所体悟得的新,一切契合于佛法本质,而又能善巧地应导一切。他在青年时代——十七岁的时候,对(禅宗)话头即默自参究,寝馈不懈。十九岁于西方寺阅藏时,对心地的调伏、摄敛,更为着力,悟境渐启。「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自传)。这是禅悟与空明交相映发的一种境界。古代教观并重的大德,大致都有过这番类似的证境。不着此境而藉其作为观慧之资,则能深入而深证佛法。大师出定后,「旋取阅华严经,……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太虚大师年谱)。到此,他已是定慧(不一定是无漏慧)相融了。他的文字,他的知见,他的行径,与往常完全两样了。这就是他「新生」的开始。他的新,是由于悟入自心,是从自心的底层里吸触到诸「佛法分」。学佛法,最根本的是从心底新起,身行与口行的新,都是以心底的新作基础的。心底的新是生命航程中永久的南针,对准着它而航驶,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佛教,于飘摇险恶中能站住了脚,一面是得力于他的弘扬与呼吁,一面是由于他领导得很正确。他的新是着眼于清净的,他越谈新一切越做得清净。重清净而又不偏于隐遁、寂灭,总是以如炬的目光察警自身,察体众生,察透时代。故能终其身使自己不曾迷失方向,也让许多人从迷失方向中转出来。

　　佛法的自新纯从自觉中来,从自觉中获得的自新,是净信与正智的合一。佛教是存在于自觉上的,自觉上的自心新得脱体光彻,佛教始能活泼泼灵跃跃地存在。大师是最重自觉的,最重于从自心上力求自新。他认为自心的新,是世出世间一切的新的根本。他所说的自心,即是(一分)大乘经中所说的众生本具的真净心。悟得了此心,才会一新而永新。中国佛教自唐宋以来,真净思想最为盛行,许多大师都是从真净中透悟出来的。他在这样的熏染下,由禅而般若,而华严,而起信,而楞严,而唯识,一一底融贯起来,而结果都是侧向于真净心。他的悟是悟入真净心,他的行是出发于真净心。不与烦恼相应的真净心,一被他把捉到,脚跟就完全着地了。他从灵悟中真切地观察中国二千年来的佛教,许多地方委实太陈旧了,太松脱了!于是乎他总想把佛教改革得更新鲜,更紧凑些。由于他本身的一切非常新鲜而紧凑,所以始终沾不上一点点的陈旧与松脱的习气。在他之前或与他同时高唱改革佛教口号的许多同袍,没有多久,不是软化,就是(与腐旧者)和化,很少挺到底的!唯有他勇往直前地吶喊、呼吁,才多少感动或改变了中国佛教界的观感。他这样的坚持、奋进,全是得力于他的悟境的指点、策勉。对佛法悟得活透了,一定会从方便中施设一切的。「内依佛法,外适时机」(大乘宗地图释),即是他由方便而施设一切的证明。从佛法的根源——觉性上所体悟得的新,是与尘染绝缘而又能不远离尘染的新,「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潮音草舍诗存),乃是这一风格的特征。中国讲真常的大师,特别重视净心的体悟、护持,所以其情操与风德往往是一等的。从真常中体悟过来,最容易引起真常新的意念,这给精神上的鼓励够强大的。真常思想特别受到中国学佛者的好乐,与此有关。虚大师就是从真常净中获得真常新的一个人,从他生前生后所表现所遗留的上面看,显得相当清净,足见他的新是具体而彻底的。

　　他的悟不只一次,大致的说,是以西方寺的悟境作底子,审谛体照而悟入整个佛法。「从兹(民国三年于普陀闭关时)有一净身果明觉的重心为本,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自传)。照这样看,他在西方寺所悟入的,仅是从定境相应的「空」、「明」、「乐」中涌发出一种猛利的慧解而已,还不曾悟入真净心;这次才真底悟入了真净心(亦可说是悟入了楞严心境)。他的著述中偶尔自称得佛陀妙觉的心境;或者自己承认有确切之经验,即是约他所悟入的明觉的真心说的。民国五年,他又悟入了唯识义。至此,于「宗」于「教」可说豁然贯通了;感染也更脱落了,所以自称「死于此(民国五)年」。他经过这一番的死,以后的一切才真地活起来。他能(与自家烦恼)拚得死,也能(耐受苦恼而)活得透,这就是新极而健极的伟大本领。「一扇板门蚌开闭,六面玻窗龟藏曳,棺材里歌薤露篇,死时二十有八岁」(昧龛诗录)。他大死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活得很明彻。于明彻中表现出的一切,当然是够新的。新得不带一点渲染,没有一点张扬,这才新得本分,新得本色。从这样的新中随机摄引,所开示所启发的,就非常适切而恳到。佛法的兴盛、流通,就是藉这样的新扎下根基的。大师到一处就兴一处,说一句就留一句,一切的一切总使人感到珍贵而新颖。他给中国佛教的一种最大力量:内新鲜而外新颖。从新鲜的意念上所引发出的新颖知见,是既契顺佛法而又能应导时潮。佛法如不能深入而应导时潮,改变时潮,就很难存在与发展了。如要深入而应导或改变时潮,那就得推陈出新而肆应曲当。人类的观感必须经常有新东西、新印象的投射、激发,始能引起他的追求与爱好,佛法要想引起人类的追求与爱好,也惟有以新方法灌输新印象。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人着实感到新得过火,认为要不得的。中国佛教不容易走上新的正确的前途,一半是这样的观念在作祟。一个真正新透了的人,许多的倡议、举止,一开始同情的总不多。这种「孤明先发」的人物,对时势,对理致,总是意料而心度得非常准切,为着应导时势阐扬理致,就所料所度的揭布出大师的新,是从自得中自发的绝对自新。观念上有了这种新作风察照,真新与伪新则辨清楚了。因此,他平生反对伪新而提倡真新。对那些为伪新所迷误的分子,总是正直地给他们指点出进入真新的门路。「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反俗判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新与融贯)!他的新是佛教本位的,是依佛教为中心而适应一切使一切合于佛教的新。这对那些「时新而不佛教」(太虚宣言)的分子,说得多么苦切!他又说:「中国佛教(华文)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教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新与融贯)!他始终站在顾护中国佛教的立场上而谈新,始终反对轻视而抹煞中国佛教过去的一切。即此,就知道他所说的新,比一般所说的守旧还要更守旧。不过,他从守旧中却钻出一条新出路来,给中国佛教指出一个新方向,订出一些新方法,教理方面也给重新综合而条理了一下。所以,只要了解他的新是从中国佛教的老根子上发出来的,一切是着眼于中国佛教而广摄其余的,就不会抨击他是狂妄是固陋了。近代中国佛教能露出部份的真面目来,多亏大师自悟自新,力倡力践。重视而追踵大师的新,我们自身和中国佛教才能因新而得救。

　　大师的新,乃是觅得了一个正确的落脚点,从这个落脚点上稳步前进,一切总显得相当真实。学佛,简括说即是学真实。佛法本质是最真实的。契见佛法即是契见真实。修学的历程中,虽不能立即契见真实,但一切的修学、栽培,无非为着契见真实而作准备。证得实是由于行得实,行得实是由于信、解得实。大师对于净信、胜解、大行是一贯的,可以说有资格讲证了。「故讲学应期于实证,期实证则须学佛之所行」(佛法总学)。他讲学的目标——实证,到达这目标的方法——学佛之所行。佛为圆证法界的「无上师」,是从最真实中而圆证的,所以惟佛堪称大真实者。他想学佛之所行,一定是学佛那样的大真实,以故,实证感极端热奋。他的这种思想,看起来,似乎与般若(学)不相合,因为,以菩萨行为中心的般若学,是重学不重(速)证的。深广而时劫甚长的大乘道,必须修集而充实了无量福慧,始能自自然然的实证。如缺乏了这些,一味的讲实证,即使发的菩提心,也会堕入小乘。因此,般若学才重深学(福慧)而不重速证。这,他是最了解的,所以,又自称「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优婆塞戒经讲录)。既不急求佛果,也就不会堕入小乘。那末,他为何要那么提倡实证呢?他的思想是渊源于真常大乘,这是特别重佛与重证的,因此,他也就特别重佛重证。不过,他是深知急求速证的流弊的,所以又说无求即时成佛,这与般若学的意趣是相通的。他的提倡实证,目的是教人不退于大乘,「真参实悟,为入大乘之正轨」(佛法导言)。他最服膺于禅宗的参悟工夫,从修学的最可靠的上面说,由悟而起修,确系最稳当的。这与圣教的初(发心)住的菩萨「悟不由他」,而直趣于大乘是一样的。他的表现,具有禅者的恬静风格,而却无禅者的隐遁性格。这由于他多了一重观念:要善集而广用福慧。中国佛教没有衰微得近于枯萎,多半靠了他的这种功德的滋润与支持。

　　禅教相融,是大师的本旨。中国的宗门禅,(起初)本是重经的。天台、贤首,也同样重经的,他是从这些入门的,自然也重经了。不过,禅宗的特征——重证,是行重于解的,故仅是以(一分)经为印证而已。大师受禅宗的影响极深,对圣教着重具体的综合与沟通,也并不过细的分析或简择。这自然就倾向于行证了,所以,他对于重行的古德非常赞叹:「道安的重行系永远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论中国佛教史)。安公确是中国佛教前期中唯一的重行大师。是中国佛教一切典制的创奠者,巩固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基础。特重于行的中国佛教,是以行摄解而趣于证的,便是从证验中阐发佛法的真实性的。这与印度后期的「论师出解行者多而证果者少」(律净密禅四行论)的情形是不同的。大师最注重于实证,所以总肯定地说:「此自修证,自觉自度,正是佛法的肝心」(人群政制与佛教僧制)。这种精神近代的中国佛教早已失去了,他尽力的提倡实证,用意即在于唤醒而激起这种精神。这里,他有一个基本观念:度人必须先立稳了自己脚步。自家对佛法有了实证,脚步才立得稳(就广义说,由小乘的五停心到大乘的十信,都可以称为证,与这种起码的证验相应了,在佛法中才勉强着得了脚)。佛教的人生观,同放「烟火」不同,是要生生世世相续而发达下去的,这,除了努力行证,别无他法。

　　他的行证观:「重渐不重顿」(佛陀学纲)。从大小乘行证的层次上看,渐行渐证才是正常的。「故修大乘法者,……不能苟安图便,妄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法性空慧学)。(凡俗)众生与佛的阶位差得太悬绝了,一下子就想从众生界横达佛界,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他痛斥禅宗「越阶而登」(法相唯识学);因此,他坚持「故今中国施设之佛教,应为从人至佛之大乘渐教,而切实从人做起」(酬对)。以人身一级一级底向上体践,不求速成,不许迟滞,这才是最可靠的大乘作略。「今末流之弊,亦因混融躐等而致」(日记)。中国佛教在「立地成佛」、「即身成佛」的误解下,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由躐等而引起夸狂感,因此而误了自己的不知几多!「印度小乘之弊——急求近功速效,华夏大乘之弊——躐等相尚」(序跋)。中国的民族性好高好简,总是想从简捷中一下子爬到顶,这必然要躐等的。近代中国佛教的空虚、混杂,与此有关。学佛法,绝不能有一毫侥幸心的。有一毫侥幸心存在,总不能如如实实底契见佛法。侥幸心是由于志行的不坚不正、不深不广所引起的。大师为着对治这,于民四之冬,即便确立「……余则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行自述)之大愿。他的志行是僧俗兼顾大小并举的,由这一意趣而形成的观念,就特别重视制度了。「故中国人之学佛,不愁其无一二超迈之豪杰,而虑鲜能谨于常制也」(学行)。超迈的豪杰之士,思想与理论可能是一等的,一谈到从常制中贯彻坚卓的志行,就很难做到。他对于这格外担心、挂虑,足见他的志行时时顾到常制。他许多方面都是超迈的,然而,他绝不肯因超迈而忽略了应守的常制。所以,他尽管具有天生的豪杰气质,而却能以贤圣为鉴而羁勒豪杰的不羁之行。宗教性的完整大师,没有一个不以贤圣心行羁勒着豪杰的不羁之行的。宗教价值全藉这样的人物具体呈现出来,大师就是这样的。由于他的重视常制,所以总是大声疾呼「不能更改律仪」(佛乘宗要论)!在他的心目中,律仪(戒)是建僧导俗的唯一依准,绝不能须臾离的。「故欲建立佛教的社会,当依律仪为根据」(佛学讲要)。依着合情合法的律制,事行上的一切才有真实表现,理证的真实乃是依事行的真实而体入的;忽视了事行的真实,绝不能契见理证的真实。大师重视律制的主眼在此。

　　他很早就献身佛教,经常在事行的应付或发动中,自难彻底免除俗习,幸而他的悟性提醒了他,「渐患身心不入律行,乃掩室普陀,欲勤戒定,痛治骄惰,究律藏以整行事,……其尤得益者在律仪」(律净密禅四行论)。他一感到身心不入律仪,当下即依律论治骄惰,这种不稍因循的精神何等强毅!他个人的真转机、真表现、真影响,固然与他的悟有关,同时更由于他重律所致。他能折节究律,死心践律,由此而养成素朴圣洁的僧格,这才超越了一般的学教者。他那样的重律,乃是想藉律制陶练成真实的僧格,以此具有真实僧格的僧伽作为复兴中国佛教的张本。「戒律是生命线」(新与融贯)。(戒律)「乃佛法住世之命脉」(大乘宗地图释)。把戒律看得这么认真、着紧,这就是他对佛法的一副真实心肠,一种切实体验。事行上的一切秩序、规制,不以戒为范畴、为限制,就等于脱缰之马而无法控制。中国佛教松散得没有一点统摄力、警惧力,问题就在律制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发生效力。所以事行上表现不出真实精神、优良风气,相率而流于纵逸、混沌。「教理无论如何高尚,若律仪不备,终难免徒众涣散,世人憎嫌」(讲演)。这是现代中国佛教的写照。大师肯定事行上的真实、清净,惟有着重律仪始能实现,他的一切倾向而侧重于律仪,即说明了他的真实是不离律仪的。从事行的表现上说,除了倡践律仪,又从何处表现真实呢?所以,要了解他的真实,应该从他的重视律制上去了解。「起码要守淫杀盗戒,尤以守淫戒为僧,……」(文丛)。出家牢守着淫戒,清净与真实才能成就,他这样说,乃是他的真切立身处。我们对于他的这番遗教,千千万万要重视,要遵守,中国佛教才能从清净真实中,豁露出新面貌新景象来!

　　纪念大师,必须对他的新与实相续地体念而仰效,他的悟性与僧格才能一分或多分的从我们的身心上展现出来。否则,光是几篇文字一场聚合,不肯从旧与伪中奋跃出来,这岂但是讽刺大师一人嘛!

　　(民国五十六年太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纪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