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净化人心．珍惜自然 圣严法师推动心灵环保

　　第一篇

　　净化人心.珍惜自然

　　圣严法师推动心灵环保

　　高暄专访

　　近三年来,推动「心灵环保」不遗余力的圣严法师,今(一九九三)年开春后,更积极推出各项活动,三月十二日植树节,他也不忘趁此良机,再向国人强调环保意识。

　　中国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并接受正统经院教育,自一九四九年至今,除了当代佛教思想家「印顺长老」外,首推圣严法师。

　　他从一个为了向往「狼山」美景而出家的小孩,到今日成为佛教界备受推崇的宗教家,实非偶然;因为好思考、反省,愿意学习,乃是他这个人的特色,所以到了四十岁,他仍坚决到日本攻读博士。

　　《弘一大师传》的作者陈慧剑说,当圣严法师完成博士论文时,学校的同学及东京的学术界都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之内完成博士课程,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尚无前例;日本立正大学的博士课程开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凭编号是第三号,这也是令日本佛学界惊叹的一件事!

　　如今,他已六十三岁,仍继续为延续中国佛教文化的命脉锲而不舍,对于这位当今佛教界长者之一的圣严法师,我们特别作了一次专访。

　　高暄

　　(以下简称高)

　　:请谈谈您学佛、出家的经过?是否自小就有此志向,还是环境因缘所促成?

　　圣严法师

　　(以下简称师):

　　我这个人从未替自己打算,即连第一次出家也是如此。

　　我生长在一个民间信仰相当普遍的乡间,家人信奉的也是民间信仰,根本不懂「佛教」。

　　民国三十二年(西元一九四三年)夏,我十三岁,一位邻居佛教徒带着师父给他的任务──往江南找徒弟,这位邻居从江北找到了江南一带,正逢下雨,就到我家躲雨。

　　他见到我,就问我母亲,让我出家好不好?我母亲想想,反正家里穷,也无法供给我一个好的读书环境,此法或许可行。我一听要到「狼山」去,还没弄清楚当和尚是怎么回事,就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听父母说过,那个地方就像仙境、天国一般美好。到了山上,一看到房子那么多,风景那么优美,又有两位教我念书的老师,实在太好了。当时在家居士称老和尚为「老爷」,小和尚为「小老爷」,备受礼遇。

　　可是没多久,军队来了,整个狼山乡下都不平安,老师、工作人员全跑了,一下子,小老爷成了小伙计,打扫、除草、种菜、煮饭、挑柴样样都要做。

　　军队侵占了整个狼山,好端端的一座庙被拆得残破不堪。我们只好到上海另起「炉灶」。到了上海,没有信徒的支持,没田产,几个出家人全靠为丧家伴灵、诵经、做七,赚取生活费,每天在马路上奔走、送葬。

　　那段时间,佛经只是念给鬼听,不是给人听,我心中感触良多,深深觉得,佛教的道理应该是帮助人解决问题。

　　如此度过一年多后,直到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我决定到当时上海静安寺的佛学院念书,经长辈同意后,才得以参加考试,当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自传还是老师父帮我写的。本以为背熟即可应付,没想到作文题目居然是:「对佛教的期望」,这那是我能够写的?写不出来,干脆照旧将自传交上去,后来,还是被录取了。

　　刚开始,老师们口音太重,佛理太深奥,教人听不懂,但我还是认真地做笔记,半年后,就赶上进度,二年后以第一名毕业。

　　在佛学院这段期间,我扎下佛学根基,了解近代佛教、中国社会以及东南亚高僧的状况,令我大开眼界。

　　高:战争的缘故,您投入军旅十年余,来到台湾后,在名山方丈「东初老人」的剃度下,重披袈裟,可否请您谈谈与东初老人的因缘,以及他对您的影响?

　　师:一九四九年我十九岁,大陆局势急转直下。此际,我只有从军一途,加入二○七师青年军。记得当时许多佛学院同学都得到师父的经济支援,我也如法炮制,没想到要不到钱,还挨了一顿刮,师父骂我:「老和尚不怕死,小和尚倒怕死,要死就死在一块!」

　　最后,我还是以出家人身分从军到了台湾。这段时间,开始写文章投稿,这个机缘,使我认识了东初老人。从此,他不断鼓励我、关怀我。

　　决定退伍时,许多老和尚问我,要在那儿出家?我认为在那儿都一样,当时东初老人对我说:「出家是个人的事,三分师徒,七分道友。」加上他那儿环境很单纯,我就在他的剃度下,成就了再度出家的因缘。

　　东初老人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说,人要先把自己管理好,才能把寺院管理好,再扩大至社会、国家、世界的管理。如果连自己都无法管理的话,在其他人、事上的管理,就不切实际了。

　　所以,他带徒弟非常重视个人的训练,采用的是「养蜂」的方式,只给「蜂房」,至于如何采食物全靠自己想办法,采来的食物,不但要养自己,还能照顾别人。

　　除了供给「住」之外,一开始,他连衣服都不给我一件,当时我已经三十岁,该有能力负责自己的生活,总不能凡事都靠别人吧!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弟子,非常好!

　　高:您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博士的出家人,且赴日本念书时已四十岁,不算年轻,在求学期间,经历不少困难吧?当时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坚定负笈东瀛?

　　师:一九六○年元月一日,我自军中退役(当时三十岁),重新剃度于东初老人座下,百感交集,尤其自觉修持不足,对佛法的经、律、论都不够深入,就先到美浓山中闭关六年。

　　这段期间,我念佛、拜忏、禅修、阅读藏经,也写了好几本书。当时,我深深感到,弘法的人实在太少了,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救济这苦难的人间。

　　住山期间,曾读过许多有关基督教、天主教的文章,这些文章中都曾提到中国佛教界没有人才,佛教徒已不知什么是真正的佛教,梵文原典没几人看得懂等等,这皆非妄言,当时我非常难过,发愿要深入精研佛法。

　　那时日本已有二十多所佛教相关大学,不但科系、课程完备,更有专业教师针对学生个别差异,因材施教。但是,国内却连一座类似的教育单位也没有。

　　因此,我想,若要弘扬佛法,必须学习国外的研究态度与实践精神,积极培育佛教人才。于是,一九六九年,决定到日本去念书,尽管已经四十岁了,也应及时努力,希望有一天落实这个理想。

　　到日本念书待了六年,头二年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四年攻读博士学位。刚开始,我的记忆力及反应的确不如班上年轻人,但我用毅力、时间来克服这些不足,每天什么事也不做,就是专心念书。

　　昔日在国内靠自修也为自己奠下学术基础,加上自己禅定的修行,心灵相当稳定,不至于着急、焦虑,慢慢地克服许多困难。

　　硕士、博士论文都是靠自己用日文逐字推敲写成,再经日本友人协助删改才完成的。当时,我所就读的立正大学,即使是日本人要顺利毕业都相当难。我不但如期完成,博士论文也屡获指导教授肯定,一致认为颇富创见。

　　当我快拿到博士学位时,我的师父东初老人给我一句话,他说:「宁可当大宗教家,不要当大学问家或宗教学者。」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虽然到现在,我一直在几个大学研究所当指导老师,但我却从不以学者自居。因为一位宗教家除应具备宗教学识外,还需要修行,靠着修行,就不会流于自我膨胀、过度自我……,取而代之的反是一份悲天悯人的关怀。

　　高:近三年来,农禅寺以「心灵环保」运动为主要工作,贵寺也以身作则,实践简朴生活,能否请您谈谈贵寺的环保计画?

　　师:近三年来,农禅寺不断推动环保运动,说实在的,成效还没有达到我们满意的程度。

　　寺院本来就应过着简朴的生活,和今日提倡环保的大趋势无关,只是此时两者互相呼应而已。

　　出家人的生活,凡事都要从简,不仅用水、用电求节约,连饮食也如此。一般人不喜欢吃的菜根部分,农禅寺一样珍惜,去皮后,还是可以煮成美味的汤;发酸的饭也不轻易倒掉,炒过、蒸过,我们一样吃;至于保丽龙等塑胶用品,寺内绝不提倡,这可从我们一律用不锈钢的碗、筷、盘子吃饭得知。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环保,一是物质环境的保护,一是正本清源,从人心的净化做起;前者治标,后者治本。

　　如果从心灵的环保做起,我们就会心甘情愿,自发性地少浪费自然资源,不是要求别人该如何如何,且会觉得是一种享受,而不是牺牲,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惜福」!

　　因此,农禅寺推动的环保运动,除了从物质层面做起,提供大家「生活环保」的方法外,尤其加强「净化心灵」的工作。如此一来,人在那里,环保就到那里,所以,这几年来,农禅寺一直努力办了一系列的环保讲座与活动,以提倡心灵环保。

　　高:将佛法弘扬于美国,是您重要的理想之一,一年里您待在美国的时间就长达半年,为何您如此重视美国?而今美国道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师:其实,到美国弘法也是因缘巧合,当我在日本拿到文学博士学位时,国内佛教界也没有人请我回国,连教书的机会也没有,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正巧当时一批华侨佛教徒,请我到美国佛教会推动传教弘法的工作,便在那边弘法了一年多,直到先师东初老人──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人圆寂了,我才匆匆束装返台,接管该馆及其下院农禅寺一切寺务,为了兼顾两处,就这样,我当了十五年的空中飞人,两地奔波到今日。

　　目前在美国的弘法,对象主要以英语社会为主,希望未来能扩大弘法范围,不只在美国,且能扩及英语世界及受其影响的国家。

　　由于对象不同、环境不同,在学佛的过程中,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自然和国人有所差异。因此,弘法的内容、出版的刊物及书籍,和国内农禅寺一向出版的也不相同。

　　现在在美国道场出版的二份杂志,多以「心灵环保」为主,发行网广达欧美三十八个国家地区;书籍的内容,主要以我阐述佛法的观点加以整理而成,以英文版发行。

　　高:您被公推为当代重要的禅法弘扬者,十五年中主持过九十三期禅七,教授了二万人坐禅,出版了十五种中、英文禅书,可否请您谈谈禅坐对现代人的价值?而且您教授的禅坐法仍保持古老丛林式的教法,和时下流行的禅坐有何不同?

　　师: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教的禅坐只保有「古老丛林式」的要求标准,却不是按照那套传统形式来教。教现代人学禅,就要用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让现代人接受古人的模式,并不合时宜。

　　像农禅寺所开的初级禅训班,乃是我根据古老丛林禅坐法及佛经内容的精神,再参考现代人的需要加以糅合设计而成,属于个人自创的禅修法,在古老的禅修活动中,根本找不到。

　　禅坐对现代人的生活,能产生安定和谐的作用,因为禅法,第一要我们「放松」身心,这已是一大享受;第二要我们「放下」身心,就能自在。

　　坐禅可使我们同样努力工作,而不受工作限制,能超越人、事、物之上,投入时间的洪流,而不受时间困扰,这就是所谓「出世」的精神。

　　高:农禅寺所在地北投区的关渡平原,目前面临被征收的命运,加上信众及读佛研所的学生日益增加,早晚要他迁,据闻,贵寺已在台北县金山乡三界村觅得一块地,能否请您谈谈在金山筹建的计画?

　　此外,您非常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农禅寺培育人才的摇篮──中华佛学研究所?

　　师:农禅寺「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的前身)的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那是一九七八年,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得知我返国的消息后,很希望我能接办佛研所,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援及信徒基础的情况下,我接下了这个职务,并得到华严莲社成一法师及几十位信徒的支持。

　　第一届共录取八位,三年修业完成,其中有一位已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依国内现在学制,佛研所的「硕士」学位并不被教育部承认,但由于这位学生相当优秀,外国学校承认她在佛研所所修的学分,这对我们的鼓舞相当大,其他的学生有的在教书,有的正协助我工作。

　　可惜经过三届招生之后,张其昀先生不幸过世了,校方的人事、办学政策受到影响,佛学研究所受到波及,不许再招生。中华佛学研究所只好改设在北投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近六百坪的馆舍为所址,再加上两百坪左右的公寓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

　　到一九九○年,已招收了四届学生,如此先后共计七届,每届学生的程度都很好,毕业生中先后有七位到日本深造,分别进入东京、京都、名古屋、筑波等著名的学府,多半都能获得日本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其中有两位已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

　　由于要贯通经典、论典及佛教原典,佛研所的学生必须学习多种语言,如日文、英文、梵文、巴利文、西藏文等。

　　办佛教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人才之后,由他们带动更多的人才,无论是国内外,佛法弘扬的层面就会更广而深远,不但能使正信佛教受到重视,也将佛法传遍社会每个角落。

　　除了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了加强人文教育,目前我们正向政府申请成立「法鼓人文社会学院」,这个目标可能要过几年才能付诸实现。

　　现今,我们整个硬体设备要扩迁至金山乡,此处,我们称之为「法鼓山」,法鼓山的建设约需新台币十二亿元左右,目前筹募的款额,距离此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未来第一期工程的建设蓝图,包括研究所、佛学院、国际禅修中心、国际弘化中心、编译出版中心、举办国际佛学会议、清修安养的环境。

　　这个蓝图希望成立的是一个完备、均衡发展的环境。我们希望将这里建设成真正的人间乐土,让人感觉到生活在现实的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那样安详、和平、清静、安定、光明,有山有水、花香鸟语,不致和现代都市文明脱节,却能远离尘俗的烦扰。

　　房舍将尽量配合山上地形来设计,依着山势、高度来建,使落成后的建筑物,就像山上生长出的自然景观,一走近就有赏心悦目的舒适感。

　　希望我们的建筑具有时代性,不是在几十年后就要拆掉重建,而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三、五百年之后,还有使用与纪念的价值,让后人了解在中华民国的时代,曾有许多人为佛教的化世事业奉献,以及法鼓山产生的力量与影响。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央日报》「星期天」杂志二七二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