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在佛法的光辉里广植绿色的福田

　　圣严法师在佛法的光辉里广植绿色的福田

　　《自立晚报》黄旭初专访

　　忙人的时间最多,越忙时间就越多

　　黄旭初

　　(以下简称黄):

　　您近年来在国内外宣扬佛法,又积极地筹建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但您又有那么多的著作不断问世,请问您是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拨出时间来写作呢?

　　圣严法师

　　(以下简称师):

　　「忙人的时间最多」,越忙时间就越多!我们不要因为忙,就觉得没有时间来写作。我想我写作的速度算起来是蛮快的,像寻常五万到十万字的著作,大概一个月可以写一本,但若是学术性的作品,可能就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像是我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硕士、博士论文

　　(编案:圣严法师的硕士学位是以两年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为《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而博士学位则是以四年完成,博士论文为《明末中国佛教ソ研究》。这在当时的日本,一个中国人能在四年内完成博士学位,可谓空前)

　　。而回国以后一些单篇的文章,由于资料比较充分,而且形式上也较为自由,所以写起来就比较快。我想我过去看的书比较多,对我帮助很多,很多各种常识性的书都看,因此应用起来自然较为方便。

　　从瑞士来的神秘信件

　　黄:在国内的佛教界里,拥有博士学位的法师不多,不知您在日本修习博士学位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您又如何度过难关?

　　师:我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会全心地投入,去把它做好,但是,我并不急。你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然有了,比方说,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重修重改了三次,指导教授认为不行要重新改写,我就重写了三次,但我认为重写三次也很好啊!因为在重写的过程中,我却得到更多的东西。

　　此外,我在留学修博士时,经济上也发生了困难,而当时台湾的佛教界也有人攻击我,说我会还俗啦,要大家不要供养我之类的话。我想,那也是一种「逆增上缘」吧!那时,我的经济状况真的陷入困境,几乎无法继续读书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念「观世音菩萨」,后来真有了感应,很突然地,我收到了一封从瑞士寄给我的信,信上说有人要支援我读完博士,问我需要多少钱,而以当时在东京修博士的研究生需要的学费和花费来算,大概一年需要一万五千美金,而我想,我只有一个人,平常没什么花费,只要一半,七千五百美金就够了,所以,我就回了信去,而对方也就真的支援我读完博士四年的花费。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但我想应该是中国人

　　(编者案:现已确认为沈家桢居士)

　　,而有了经济的支援,当时就很够用了,甚至还有剩余的,所以,当时也买了很多书。

　　我想我是遇到贵人吧!

　　当时,我的指导教授叫作坂本幸男,他对我影响很大,当我告诉他「没钱了」,无法继续读书时,他告诉我两句话,他说:「衣食之中无道心,道心之中有衣食。」他甚至表示,必要时带我到各地寺院去化缘,这也给我很大的启示与鼓励。

　　后来,我在修完第二年的博士课程时,我的指导教授坂本幸男去世了,我又面临了一个困境,因为没有人指导了,如果中途要换指导教授,可能就要重头再来。所以,我又念「观世音菩萨」,结果,又有了感应。当时,有两位教授,一位叫作金仓圆照,他是日本学士院的学士,相当于我国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学术地位很高的,另一位叫作野村耀昌,他们看过我的论文计画和资料后,都表示愿意担任我的指导教授,并安慰我、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所以,我觉得我是遇到了「贵人」吧!

　　黄:您在主持佛研所这么多年也是当过很多人的「贵人」吧?

　　师:不知道我是不是当了人家的贵人啦!我只是尽我的力而为,我想,不要做人家的仇人就好了!

　　佛教自古就重视环保

　　黄:您最近极力地在倡导「环保」的观念,不知这样的理念和佛法有无相关?

　　师:环境保护佛教从古就在做,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就非常地讲究生活环境的整齐、清洁、卫生,在佛教的戒律、经典里头,都可以看到要保持生活环境的清洁、整齐、卫生、简单朴素和自然生态的保护,连植物都需要保护,因为佛陀之所以出家,就是因为看到了动物互相残杀,例如人拿着弓箭射鸟,这也就是他最初所产生的悲天悯人的心啊!所以说,环保是我们佛教从古老一向在做的事。如果某个地区,做清洁卫生检查时,寺院一定是会拿第一的,如果连寺院在清洁检查都不能拿第一,那这个地方就更糟糕了。寺院一定是清洁的,从厨房、 厕所到床铺都得非常清洁才对。特别是寺院是吃素的,所以也就比荤腥来得干净、卫生。

　　心灵环保更重要

　　而佛教除了环境的保护外,也讲究心理卫生,我们叫作「心灵环保」,提倡「心灵环保」这是新的名词,是要让大家听得懂,但是我们老早就一直在做。所谓「心灵环保」是说因为我们的心被污染了,以至于环境也被污染了!如果我们的心不受污染,环境也会跟着不会受到污染!因为心灵是指导身体的,我们的行为是和心连在一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念的改变,就能改变一个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社会。所以,心念的改变才是更重要的。

　　黄:目前具体的作法有那些?

　　师:我们自己在物质环境上做的工作蛮多的,例如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化垃圾为黄金,比如我们用果皮、菜叶来作为堆肥;纸张、纸片都收集起来作为再生纸;塑胶、罐头、玻璃瓶收集起来送回工厂,这些都是可以再用的。另外,我们尽量不用或少用保丽龙的东西,我们是用不锈钢的碗盘和筷子。同时我们正在提倡少用塑胶袋,而改用购物袋,购物袋是用布做的袋子,相当好,一个购物袋可以用很久,但随身携带时只有一条手帕那么大,而打开的时候可以装很多东西,像你这个包包(指着笔者随时所带的小型提包)就可以完全装进去。但收起来却只有手帕那么大小的体积。而且,我们现在提倡少用这种纸(指盒装的抽取式面纸)而最好用手帕,因为手帕用过可以洗啊!而这种面纸却用过了就丢掉了。另外在能源方面,我们尽量用太阳能,少用瓦斯、电来取暖、烧水,现在我们有六台太阳能的机器,就在屋顶上,现在全寺住众五十多人洗澡,百分之六十以上就是用太阳能的热水,不仅用来洗澡,也洗碗筷及衣物,但是它的温度并不是很高,下雨的时候温度就低了,但它的确为我们节省了很多能源。

　　少烧香,节约丧葬

　　此外,我们也提倡「少烧香」,因为烧香一方面是污染空气,一方面是浪费资源,要烧的话,烧比较高级一点的,因为香的作用是在于安神、在于消毒,但我们一般人烧的香既没有安神作用,也没有消毒作用,而只是制造烟雾,制造环境的污染,制造香灰而已,这并不是很好的事。现在,农禅寺虽然也烧香,但烧得很少,而且尽可能地不烧。也鼓励外面来的信众少烧香。过去,有的人来寺里烧香,若点一支,觉得不够诚心,要点三支,甚至点燃一把!这样一烧,整个房子里都是烟。还有,我们不烧金纸,这在佛教的仪轨中本来就没有的。

　　同时,我们现在也鼓励以佛教的仪式来举办丧葬,不要铺张,而要节约,一方面是节约能源、物资,一方面是把有用的钱节省下来,改做社会福利的慈善事业,以及弘扬佛法的事,我们现在正普遍鼓励,只要真是我们的信徒,都一定能做到,不会说大排长蛇阵啦!用乐队来送丧等等!否则,我们就不帮他们做七期内的助念,不为他们念佛送往生。我们也教亡者亲属好友随同念佛,我们有一位法师去指导他们,让他们自己念佛,因为那才是最有用的。

　　放生新观念,征收养狗税

　　另外,我们也在「放生」的观念上作改良,不是盲目地放生,而是在做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还有抢救被人买下来,已经受伤的动物,将它送到动物园。现在的台北市立动物园里,由我们农禅寺花了一百多万元做了几座笼子,收留那些受伤的鸟,已经残废的就留下来,可以飞的在恢复健康之后,再送回自然。同时,对于在街头流浪的「野狗」,我们也在向政府、民间呼吁,「养狗」要好好地考虑,如果养了就不要把它丢掉,但有些因为狗主人死掉或其他原因而流落街头的狗,则希望政府或保护动物的慈善机构能给予收容,而后转送给其他爱狗的人。同时也希望政府能够立法,养狗需要受到限制,养狗要收「养狗税」,你既然养得起狗,就应该可以缴得起税,以养狗税来保护野狗、收容野狗,呼吁社会大众,不要丢弃畜养的家犬。一方面养狗的人减少,同时也不让它们在街头繁殖,自然野狗就没有了!而且,已经捉到的野狗,你不要杀啊!而要把它结扎,或将母狗、公狗分笼养,这样等它们老死之后,就没有流浪街头的野狗了!我们农禅寺也曾提供一些经费给野犬收容所,让他们保护、维持野犬的生存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像这些都是我们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具体的事情。

　　法鼓山不是寺院,而是教育机构

　　黄:目前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的筹建进行得如何?有无遇到什么困难?

　　师:法鼓山方面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工程还没有开始,因为山坡地的开发需要经过许多法令及技术的监督、检查、审核程序。目前还在台北县政府,但已经开过两次审查会议。各方面对我们都蛮支持的,从一开始的教育部到内政部,现在在县政府,各级长官对我们都很支持,因为他们晓得我们的目的是一种社会福利教育事业。而且当地的居民对我们也很欢喜,他们都主动来给我们指导、协助。其间也有一些原来不是佛教徒的人,因为我们的法鼓山,而使他们变成了佛教徒。

　　原来我们自己的计画是五年内完成,但由于我们对办山坡地开发的手续完全不清楚,现在大概要延长一些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早一点动工,早一点完成,但是着急急不来,急也急不得,急也没有用,总是要水到渠成才行。去(一九九一)年春天我特别为了法鼓山的建设去大陆考察访问一些古建筑,今年夏天,还会到日本去看一些古建筑、古庭院,将来法鼓山的建筑,不是寺院建筑,而是研究所,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因为研究所本身是我们佛教办的,所以我们会有佛教的气息,以及修行的活动。

　　黄:这个佛教办的研究所,学位教育部承认吗?

　　师:当然,和其他宗教办的学校一样,教育部尚没有承认我们的学位。

　　真不知道力量到底在那里?

　　黄: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师:教育部没有承认合法是不合理的,因为现行法令上没有依据,而且教育部似乎也没有要把它变成合法,所以,我们在跟教育部协商、要求时,教育部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很好,但问题是在法令上不能想到办法。应该是有办法的才对。

　　现在因为政府的牵制很多,像这种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问题,目下的民主政治也跟过去不太一样,不是一个人就能做主的。但是,我认为他们应该主动地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这个研究所的师资、设备,和我们招考进来的学生水准及课程的训练都非常扎实,并不逊于外国的大学,即使国内大学的课程也不见得有我们这么扎实,老师也不见得有我们多,我们的师资阵容非常的坚强。所以,我们还在争取,我想这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啦!我们已经争取了十多年,到现在也没有争取到。

　　现在立法委员里也有很多人学佛,我跟他们谈过,他们也准备替我们做些事。也不是只替我们,而是替整个宗教界。我想我们也不是只有等待,还是得继续不断的努力争取,向行政主管争取、向立法机构争取。因为,在和各方面的接触经验中,似乎每一个单位都觉得他们的力量很小,立法院觉得力量很小、教育部也觉得力量很小,但真不知道力量到底在那里?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立晚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