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二十六年作──

　　一

　　距今三十年──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得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居士来书，约共同复兴印度之佛教，以为传布佛教于全球之基本。杨居士因就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余人，研究佛学及汉文，兼习英文以为进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据。后虽以经费支绌，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诃菩提会则仍继续进行，近年已有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鹿野苑设立国际佛教大学，并设分会于哥仑布、加尔各答、伦敦、纽约诸地，由法理性海氏继达磨波罗后，迄今扩充未已。且参预祗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杨居士曾随使节出赴英、日广交各国佛学人士，与曾译汉文大藏经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条文雄，交尤莫逆。后居金陵，专事刻印流通佛经，乃从日本搜回我隋、唐古德多数遗著弘布之，故为当时国内外佛学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尝就居土以大乘起信论译英。稍后，上海哈同夫人以乌目山僧宗仰之引导，就日本弘教书院藏经排印发行。至民十二，商务印书馆有日本所编续藏之影印。民二十，朱庆澜、叶恭绰、释范成等又影印碛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扬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经处所刻木板经典既渐臻完备，新式之佛学书局亦分设于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译汉文者，则有汉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学会汤住心等；以汉文佛典译英文者，则有黄茂林、吕碧城等。此为三十年来中国佛教文献翻译传播于国内外之概况。

　　二

　　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秋，随寄禅长老参预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会之成立。时所办学堂，大抵为国民小学一所及僧徒小学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会在定海县治立国民小学曰慈云，今犹续办，并于普陀立僧小学曰化雨，初由华山及笔者相继主持，延续至民二十，改为普陀佛学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苏僧教育会独在南京开办一所僧师范学校，月霞、谛闲等相续主持，约经二年，至辛亥革命军达到南京而停办。此于后来所办之僧教育，亦稍有关系。

　　入民国后，由寄禅长老领导全国僧教育改组成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寄老虽因护教于民元示寂北京，而此会则民二已于各省县设支分会三四百起，实为中国佛教团体有全国系统组织之始。在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笔者与释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镇江，有佛教协进会之设，以教理、僧制、寺产三种革命为号召，曾引起极强烈之保守与改进的斗争，后因寄老及亚髡之调解，协进会自动解散，共同加入于中华佛教总会，由笔者任佛教月报编辑，从此中国佛教会乃并含一种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盖自僧教育会演变之佛教会，初不过为护持寺产而已。逮民四、中华佛教总会为袁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所取销，北京觉先等虽断断续续先后反对，至民九、曾将条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笔者且曾发起中国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散漫未着效力；故此十余年间，遂又为全国僧寺无有系统组织之时代。

　　民十五、六间，社会起大变动，河南省等有毁灭僧寺之案，全国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庙产兴学呼声下，有内政部新订管理寺庙条例公布，颇能激起全国寺僧保护寺产之热情。时笔者在南京筹设中国佛学会，开办僧众训练班，并定次年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设，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为笔者民初首先启发之运动，民四着整理僧伽制度论，曾订详细之办法，后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屡有关于改善僧制、寺制之论述。至民十七、八间，遂颇有成熟之势。故民十八组中国佛教会及分设各省县佛教会，以成全国系统之组织，笔者于其时一二年间实主持之。迨管理寺庙条例改成监督寺庙条例后，寺产渐有保障，而佛教会又为保守分子占优势，虽于逐渐改进之办法亦难施行，笔者因于民二十后不再参加中国佛教会。但民十六后，于海潮音、佛教评论、现代僧伽、现代佛教各刊物上，时有新兴作者著论攻击保守而鼓吹改进，渐能影响一部分党政当局。且因中国佛教会办理不当，为各省会控告反对，乃于民二十五由中央民众训练部，忽有对于僧寺积极组织及整理之“修正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提出，主张改进者赞成鼓吹或讨论研究，极形热烈；而保守之中国佛教会主持者，则大起恐慌，极力阻止破坏，一时形成极尖锐之对立斗争，卒致修正草案流产，迄今仍陷于不生不死情状。要之、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否则、 反为使人误解佛教之魔障， 殆已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识人士所公认。而代表佛教之僧寺， 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 则僧徒顽固者实莫辞其咎！

　　三

　　祗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民三、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转辗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枝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

　　至民十一、笔者在武昌以李开侁等之援助，设立佛学院，遂于僧教育开一新局面。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十六后、曾由笔者与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慕西、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其他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学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关于女众教育，则有武昌之佛学女众院，及尼恒宝主办之菩提精舍，汉口尼德融主办之八敬学院；而女居士尤以创立香港东莲觉苑之张莲觉，主办奉化法昌学院之张圣慧，主持无锡佛学会过圣严为杰出。

　　四

　　在昔虽亦有在寺院宣讲经论之法师，而听众限于僧徒或少数善信男女，鲜能影响学界及一般社会人士者。迨杨仁山居士在金陵设佛学研究会，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师赴日本为留学生讲经，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阶法师讲研佛学，实开学界、政界之学佛风气。入民初、李证刚等七人筹设佛教会，发布文告，欲一举而灭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对而自停止。时有狄楚卿等在沪出佛学丛报，范古农等亦于杭嘉设会研究佛学。至民国四年，因日本要求来中国传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发起请谛闲、月霞二法师，开讲经会，影响渐广。民七、笔者与蒋作宾、陈元白、章太炎、张季直等在沪设觉社，公开演讲佛学，并出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自是汉口、北京、杭州、武昌、广州各地，时有公开之讲经法会；由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所组成之佛学会、佛学社、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团体渐多。若靳云鹏领导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领导华北居士林，皆负时望；而以谢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国佛学会，为有全国性质之组织。

　　在家学佛团体之有特殊性质者，一、为南京欧阳竟无、吕秋逸等之支那内学院，虽亦有学僧出入其中，然于僧教育无何影响，而学界颇有由之研究唯识，讲佛学于各大学者。二、为北平韩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时学会，专讲奘、基学并设办医院等。三、为上海段芝泉、汤住心等之菩提学会，则以西藏佛教为中心，从事翻译，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专修密宗各团体、专修净土各团体等，不遑枚举。

　　各居士团体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举办诸事业，则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办佛学书局及佛教公墓，香港东莲觉苑亦办佛教公墓，上海净业社叶恭绰居士等办法宝图书馆，武汉正信会李子宽、钟益亭居士等资助男女佛学苑及广施医药，而正信会之周刊，佛学书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灯，天津解行佛学社之佛教月报，星洲转道学院之佛教与佛学，厦门市佛学会之人间觉半月刊，香港东莲觉苑佛学会曾办人海灯、香海月刊，菩提学会接办微妙声月刊；而上海之佛教日报，虽由佛教各方面缁素同人共所维持，然继续至今，实以张静江、朱子桥、邓慧载、胡厚甫、范古农各居士之力为较多。

　　各大学于文学院哲学系中列印度哲学而讲佛学，应始于北京大学之张克诚、邓伯诚、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讲授；他若笔者及唐大圆、张化声、陈维东等，曾讲于中华大学；李证纲、景昌极等，讲于东北及中央大学；刘洙源、王恩洋曾讲于成都大学，其他各大学之短期讲授者尚多。

　　五

　　中国佛教，近年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阶层民众佛教”， 新兴居士及青年学僧，极易吸收各方输入之异质。关乎佛教者，有探古源于锡兰、西藏，而趋现势于日本、西洋之两方向，今有极端学西藏而欲一举易华夏之旧者。而近年留学锡兰、暹罗、缅甸之风气亦在开展，尤其日本继承中国旧有之全部，其探源锡兰、西藏亦占先着，而以国家社会皆已现代西洋化，故对于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领用，随明治维新而成为适应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国佛徒之亦步亦趋。

　　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残打击。未几、因有不少日僧留学西洋，极力将佛教适应现代思想。又先于数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净土真宗为榜样，且其寺僧除极少数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饮食男女同俗，所谓僧侣──僧侣非比丘──唯在有佛教学识及依佛教为职业，不关特殊律仪及修养，此日本现代佛教，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来则正为收其成果之时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学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严密系统之组织，有宗务院以执行宗派行政，在编印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后，大正年间又编印成大正新修一切经，又有译汉文佛经成日文之国译大藏经，更将锡兰巴利文南传大藏中未经汉译者补译成日文，其他专门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会慈善公益之发达，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发展之极而入于烂熟时代，因适应“工业革命所成资本主义社会”以兴起之佛教，亦必随资本主义之病态而现其病态，故中国佛教之革新，不能专以仿从日本佛教为能事。应本实际之中国佛教，吸收东西古今一切特长，以成为中国的或世界的现在到将来之新佛教。

　　六

　　佛教虽源出印度，而印度早无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征之锡、缅、暹罗所传；次五百年者，可征之中华、日本所传；后五百年者，可征之藏、蒙等处所传。原有之佛教限于亚洲此三区域，而近百年，则已渐及欧、美而遍达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来或欧战后传播极其迅速。以英国殖民地若印度、锡兰等关系，及英文与梵文、巴利文、藏文较易通译关系，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 藏文将佛典译成英文， 输入欧洲，依梵文或间接依英文转译为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学尤以德国之研究为盛，而锡兰僧徒今有居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以传佛教者。佛教在美洲东部由英国传入，接近锡兰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里福尼亚州之旧金山各处及夏威夷岛等，皆为日本佛教传布之地带，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带，于欧美其余各处无何影响。

　　西洋因与中国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国或西洋学者又大抵习儒道诸家学说，鲜有佛教研究，故佛经由华文以译入西洋欧、美者，绝无仅有，所有亦远出由巴、梵、藏文转译者之下，因此，欧、美人皆不重视中国佛教之研究。然中国佛教近年渐为欧、美佛学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笔者于民十七、八间之游历欧、美，宣传佛教，当时曾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苑及设通讯处于巴黎、伦敦、福朗福特、芝加哥诸处，并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著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创设之佛友会，犹继续着与伦敦亨佛利士主持之佛学会，同为欧洲佛教较广阔之组织。二、由照空来华出家受比丘戒，返欧大事宣传，率男女徒众十二人再来中国受戒为僧尼，其半数已回欧洲宣传中国佛教。三、由杭州邵福宸等佛化欧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学会，颇与在中国及在各地之欧、美佛徒相联络而通声气。

　　七

　　关于世界的或国际的佛教徒联合会议，始于民十三、由笔者在庐山大林寺之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到会者除中国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当决议次年在日本开东亚佛教大会。届期，中国去三十名之代表，开会三日后，游历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时，到会者更有锡兰、暹罗、缅甸代表及英、美来宾。近年由日本主持所开者，有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在夏威夷岛及东京各处举行会议，中国佛徒因其有伪满参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由中国受戒回欧洲之德僧照空等，曾在伦敦召开欧洲各国佛教徒会议，因决议去年仍在伦敦开第一次国际佛教会议，吾国未有代表参加。本年于巴黎开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前，笔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推我国驻巴黎总领事林实代表出席。顷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会会长龙舒贝勒来函报告，兹录入以为兹题之结束：

　　第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因有亚洲代表之出席，获益特多。中国、锡兰、日本等国之代表，曾将该国等佛教工作状况，向大会报告。同时，法、英、德等国，宣示彼等社会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与鼓励。

　　巴黎佛友会，为太虚法师与其信徒舒龙贝勒女士等所创设，应请诸君记念勿忘。

　　依据太虚法师来函，本会请林君代表中国出席。林君报告中有云：“中国国民革命成功，言论思想已获得自由，故研究佛学之活动兴盛，如戴季陶、张静江、朱庆澜诸氏，现皆为佛教之信徒。

　　于最后一次会议，林君提议设立中央基金，以资助佛学之研究。此种基金拟由佛教国捐助而成，专用于：一、交换学生，二、刊印佛学书籍，三、交换讲师。请将此意转达中国民众，或足增进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学教授等之参加，对于本会亦增光不少云。﹝见海刊二十一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