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闽南佛学院

　　太虚大师与闽南佛学院

　　作者:演启

　　太虚大师生前创办和主持的佛学院多所,现在唯有闽南佛学院在妙湛老法师的宏深愿力之下,得以复办。在纪念大师百年诞辰的时刻,缅怀大师的悲智,可以激发我们解行并进,振兴佛陀的家业,从而认识到现代僧青年应如何从老一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呢?这是我撰写此文的动机。

　　一九二四年,由转逢和尚把南普陀寺改为十方丛林,推选会泉法师为第一任方丈,并创办闽南佛学院。于一九二七年,会泉法师三年方丈任届期满,由常惺法师推荐太虚大师为主持,派转逢和常惺二人赴沪礼请,蒙大师俯允,即偕二人来厦。四月二十九日大师在南普陀举行进寺礼,同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由于大师要四方弘法,不能时常在寺领众,寺务就以转逢和尚为都监,转岸法师为监院。十月十七日,大师在厦门主持闽南佛学院开学典礼,会觉、惠庭为教师。大师自兼任院长后,就马上整顿教务,加强师资力量,使闽院成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学府。随后又为学僧讲了《救僧运动》略谓:“住持佛教,必须有出家的真僧,所论救僧之道,积极则真修实证以成果,舍身利众以成行,勤学明理以传教。消极则自营生计以离讥,严择出家以清源,宽许还俗以除伪。”就大师观之,佛法唯是随宜适化,如出家而有益于佛教则出家;若在家而更有益于佛教则在家。由此可了解大师对于佛法之心境,非同一般。现实证明,佛法是可以存立在世界上的,惟僧众能否保存在世界上,尚成问题。因为科学及人文主义思想再度重占当今世界文化思潮,一个国家的佛教水准,决非靠寺院的巍峨,僧人数目的众多便能提高,最主要的还是佛教研究的成就。佛教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三方面的人材,第—,所培养的学僧能直接进入僧团接受锻炼,协助搞好寺院工作,第二,佛教教育内部的师资和佛教义理研究人材,第三,在佛教国际交流上,需要一批既懂内学又有较高造诣的外语人才。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振兴佛教,开展佛学研究,首先必须接受历代大德的研究成果,增进各佛教系统(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间的彼此了解,并综合各支教法之长,融汇而成为一个新的整体。其次,应将不变和不朽的佛法教义,利用当今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结合现代的实际情况,加一新的解释和表达,以适应今日之需要。

　　同年,大师在闽院还为学僧们讲了《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并著《自由史观》及多种评论世学之作,还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宣扬改革佛教。是年冬,大师在灵隐寺,闽院发生学潮,院务寺务均陷停顿;惠庭及学生代表巨赞去杭州迎请大师,大师即委托大醒、芝峰前往整理,始复正规,大醒至厦不久,即编行《现代僧伽》刊物。

　　一九二八年夏,大师赴欧美各国襄游弘扬佛法,历经法、比、荷、德、英、美各国,为我国佛法传到西方的第一人。到处备受友邦学者欢迎,报纸杂志皆纷纷报道其言行,欧美人士对东方文化仰慕深切,各大学各学会纷纷请大师演讲,接应不暇。大师先后与巴黎、伦敦、柏林的学者成立世界佛学院,确定宗旨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德,达成世界之安乐。"直至第二年四月归国,即于武昌佛学院召开世界佛学院第一次筹备会,唐大圆为主任,后将武昌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院汉英语系,继又改成武昌世界佛学院图书馆,闽南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院汉日语系。

　　一九二九年春,大师弘化南京、北京等处。院务与寺务,一切如旧。佛学院设备如图书馆、阅览室等等,逐渐增至完备,以利于学僧知识提高,并得到办事经验。到秋天,学僧数目增加到八、九十名,分为二部教授,即专修与普通二部,以冀速成人材。冬天,大师回闽院讲《真实义品》和《中国学僧现时应取的态度》,大师说:“学僧求学应取的态度,首先应当决定的是:一、根据佛学的真理,二、适应现代的社会。”常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要运用在世间,作应该做之事,这才能使佛教在世界人类中,自然地有一种教化的力量。这种教化的力量,能使运动成功,更进一步,即能成为普遍的佛教教化,而使世界民众皆有受佛教教化的机会。学僧要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对于佛教的本身要有深切认识和信仰,第二、对于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对它的地位与价值,有极深刻的明了和体验。养成了这种“独立不倚”的智力,便能深立在佛法的地位上来观察社会,适应社会,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的大无畏的大事业。这种事业的种类,可分为以下几条:一、教育事业;二、宣传事业;三、教务事业;四、慈善事业;五、其它社会公益等等。僧尼应依着这几个条件,随力随分在一个地方佛寺或一个县分教团,碰到有这种机缘的时候,应当去做一个首义者,即使遇不到这种机缘,也应当去创造出这种事业。只有这样,才不愧做一个当代的青年僧尼。尽管每个僧尼都能做到上述的条件,还不能说已尽责任,必须对于佛法要有真正的信仰,应从大乘的四摄六度做起。这四摄、六度,一方面对于自己有充分的修养,即是自利,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群众的公益去亲切的实行,即是利他,佛法中的修行,并不是单指念佛、坐禅为修行,菩萨万行,是要建设于众生的一切事业一一社会实际生活之上的。在佛教真正的意义,即是“净佛国土”。

　　一九三O年春,闽院有二十余学僧毕业,大师特设一研究部,让毕业学僧继续深造。选芝峰法师为研究部长,大醒法师为副研究部长。大师先后又为学僧讲《大乘位与大乘务宗》、《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概观》、《佛学之宗旨及目的》,大师说:“在闽南佛学院,是要拿出精神来学佛学的。院内虽有各门学科也要从事修学,那是拿来作为宣传和研究佛学的工具,根本是要以佛学的信念为目标的。佛学院是以佛学为唯一的宗旨,但对其余的学科也要尽量容纳。如修学文学的,不但要以文学来领略佛经,还要以优美的文学来表现佛理,使不知佛学的人,知道有佛教,修学哲学、科学等,也是这样。”又说:“佛学的宗旨和目的,即自利利也。”接着还讲《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僧本身之约束,全在于律仪,而律之内心,则惠舍、坚忍、勤勇、定慧、敬德、救苦,慈怨、报恩诸德行。这种种善行,皆为律仪内涵之精神要素,故菩萨戒以摄善法为本质,契之于一心,施之于四体,谓之依律仪戒,发之于世间,行之于社会,谓之饶益有情戒。今之为学僧者,起心动念,行之营谋,不可不本于此1律谓纪律,仪谓威仪,个人则前后一贯,群众则彼此和合,行动整齐,形态严肃,此谓律仪之自相,依此乃能使吾人改造身心,变化气质,以构成僧伽之体格。古人五夏以前专精戒律,五夏以后,方乃听教习禅,深有所以。故僧教育所修一切自利利他之佛学,皆须建筑于律仪的基础之上。戒律对出家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有持戒才能逐渐完成僧格,记得弘一律师曾经说过,要使正法久住,必须弘扬四分律。由此可见戒律的重要性。

　　是年,大师又为学僧讲《改革僧伽制度》,大师认为:“我国寺庙制度,多按禅宗的清规建立起来的。近代因为道高德重的长老不多,清规也逐渐失去约束的能力。且各个寺庙又都是个独立的山头,各有家风,所谓‘出门三五里,各处一家风’。这样就使禅门的清规变成名存而实亡。加上这些寺庙大部分在山区,使僧众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清高奇怪恶习。"他又对《现代佛教评论》编者说:“僧伽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分坐享为应分,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使佛化不扬,为世垢病之一大原因也。"大师曾提出整理僧伽制度的口号,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发表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二七年发表《僧制今论》。一九三O年又改变观点,提出“建僧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三级僧制:即学僧、职僧制、德僧制。

　　大师重订建僧计划后,讲题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又对院众讲《弥勒经大意》,对寺众讲《普门品》。时闽院已成立研究部,大师分设“法相唯识系”、“性空般若系”、 “小乘俱舍系”、 "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由研究员自由选习。这年大师第二任方丈三年期满,经大众恳请连任南普陀寺住持并兼院长,于佛诞日讲《纪念释迦牟尼》。大师留闽院期间,应世界书局之约,改编《佛学概论》为《佛学ABC》以行世。并应厦大之约讲《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又讲《民间与佛学》于双十中学。大师并于闲暇时阅闽院藏书而作短评多种。后应华北居士林之邀请,并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又创柏林佛学院于北京柏林寺,后改为世界佛学院汉巴语系。旋又往四川各地讲学弘法,成立汉藏教理院于缙云寺,后又改为世界佛学院汉藏语系。

　　一九三一年春,大师看到闽院内佛学教授太少,而把研究部学僧成绩尚佳者提为助教,加强师资力量,提高学僧的佛学水平,使每人都能得到佛法的受益。后大师应鼓浪屿武荣中学校长之请,讲《释迦牟尼的教育》。在中华中学讲《亚欧美佛教之鸟瞰》。又应闽南信众请,在蔡慧诚居士的涌莲精舍讲《唯识三十颂》。并著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又书格言当勉信众。其文内容是:

　　1、执持正法摄诸长幼:谓深信佛教之正法,以摄化若老若幼之群众也。

　　2、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而不以喜悦:谓经营实业,治理生产,而能轻财乐施也。

　　3、游诸四卫饶益众生;谓作社会教育家、慈善家也。

　　4、入治正法救护一切:谓政治家、法律家,军事家,当存救世救民之心也。

　　5、入讲论处化以大乘:谓入诸学术研究院,研究馆、讲演会、讨论会等,皆以大乘佛学融贯之也。

　　6、入诸学堂诱开童蒙:谓开办小、中,大学,教育青年,启发佛慧也。

　　以上六言,可窥知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处此科技迅速发达时期:如果依声闻行果是要被诟为消极遁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谤为迷信的神权的。而所依的必须是在人乘行果,依着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业报,由此向上增进,去修大乘菩萨行果。现在最要紧的是;先了解佛法,正信佛法,由正信佛法,而实行佛法。就普遍的机宜上,重在从完成人生以发达人生而走上菩萨行的大乘觉路。大师又在《人生佛教》首章提示这样的几句话:“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世界的人类,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综合而整理之,故有人生佛教之集说。学佛法的人,读尽千经万论,若不深解人生佛教,也等于买椟还珠。”又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写一偈是:“堕世年复年,忽满四十六,众苦方沸腾,遍救怀明达,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此偈上四句,表大师救人济世的悲心,下四句即表明大师致力于先成人格而成佛道。换言之,亦即“依止人生,增进成佛,发达人生,进化成佛。”

　　同年秋天,大师回闽院为学僧开讲《大乘宗地论》、《学僧修学序要》,以“立志的标准”、“为学的宗旨”、“院众的和合”、“环境的适应”为训。严格要求学僧。是年冬,因大悲殿建筑,大师乃到处奔走,四方募资,才建成现有闽南特色的宝殿,并书“大悲殿。三字,又在殿内塑观音菩萨坐像,三面加雕四十八臂观音像三尊,重新贴金装修。殿后亲书一幅联语:

　　五老此留形清净为心皆补怛

　　普门无定相慈悲济物即观音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师应请为奉化雪窦寺住持。月底,大师回厦门,于闽院开示《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极力评击士大夫式的法师,勉励学僧努力学习,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要学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养成既能勤苦劳动又能过淡泊的生活,这样佛教才有希望。十一月十二日,大师应新青年会之请,讲《新青年与救国之新道德》。十二月一日,大师于闽院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综合了历年来对于佛法之条贯统摄,做了改进佛教的论述。三日,大师与本寺两序大众商退住持及院长职,议请常惺法师继任。由常惺法师料理一切寺务院务。大师又因会泉法师之请,为厦门各界讲《大乘心地观经》,又因潮州人士热烈欢迎,往潮洲弘法一周,又应厦门大学之请,为之讲《法相唯识学概论》。

　　综上所述,大师在闽南佛学院虽仅有短暂的六年时间,但培育的僧才和对闽南佛教的贡献实难思量。在大师其后数十年的弘化中,闽院遂成为他教育事业的中心。大师的一生,就是根据佛陀的教育,以完美人生为目的,以净化人间为事业,为国为教,奋斗不巳,实是大菩萨的行略,正如他在《五十自题》中说:“我今学修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皆称我以菩萨,比丘不是佛未成。”这是何等伟大的自白,我们一定要效法大师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佛教弘扬光大,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