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敦煌遗书中的早期《华严经》和相关文献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数量统计，分析了相关题记反应的时代问题，考察了当时《华严经》的翻译、流行、信仰者的心理状况和抄经人的情况等。并由此得出结论：《华严经》的流行要比一般佛教史的说法更早，而敦煌早期华严文献对于研究初期华严学僧思想、《六十华严》思想，以及华严宗重要人物法藏的前后期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敦煌和敦煌佛教文献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为汉唐时代中西交通要道上一大重镇，而敦煌石窟则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也因此成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之事，学术界一般把它确定为佛教正式传人我国内地之始。佛教在敦煌的传播可能稍晚于中国内地，但可以肯定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便已有佛教活动了，“世居敦煌”号称“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的译经活动便是明证。

　　竺法护音译名为竺昙摩罗刹，据《高僧传》载，他祖籍大月氏，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从学于外国沙门竺高座，“诵经日万言”，并且“博览《六经》，游心《七籍》”。晋武帝（265～290）之时，鉴于佛教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的状况，立志译经。他随师游西域诸国，学通外国语言，并广求佛典带回内地。他译经活动范围广，从敦煌、酒泉经长安到洛阳，足迹踏遍当时北方佛教的兴盛地和政治文化中心。他译经时间前后约47年（266～313），几乎与西晋王朝共始终。他译经品类多、数量大，几乎囊括当时西域流传的所有重要典籍。这些记载，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敦煌佛教之盛。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个语种“，就中佛教史料犹为丰富，约占全部资料百分之八十八，如禅宗文献，中世伪经，中唐译经、寺院史料，多属罕见，均是研究佛教史的宝贵资料。”仅从数量而言，敦煌遗书亦可称为“佛教遗书”。荣新江认为，确属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早写经是S797《十诵比丘戒本》，题“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这里的建初只能是西凉年号，即公元406年。荣新江认为年代最迟者为俄国所藏32《敦煌王曹宗寿与夫人施帙写经记》，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跨度几达600年。

二、《华严经》的传译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buddhavatamsaka-mahavaipulya-sutra），又称《大不思议经》、《百千经》、《杂华经》。据澄观《大华严经略策》称：“一略本经，即今所传八十卷三十九品是。以其梵本有十万偈今所译四万五千故。二下本经即是具本十万偈文四十八品。即龙树菩萨于龙宫所见。总有三本，此当下本。三中本经即彼所见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四上本经亦彼所见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一四天下微尘数品。此中上二本并非世人心力能传，龙树菩萨拿到人间的只是下品十万偈。”

　　《华严经》之汉译，向有支品与本部之别。“部大本之译有三：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佛陀跋陀罗首译《华严经》五十卷（后鸠摩罗什弟子慧观开作六十卷），是为晋译华严。唐武后证圣元年（695）于阗实叉难陀奉诏再译，历五载成《华严经》八十卷，三十九品，是为唐译华严。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般若三藏所译之《大方广佛华严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相当于《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是为四十华严。

　　支品之译首推后汉支娄迦谶所译《佛说兜沙经》（相当于《如来名号品》、《光明觉品》），其后则有三国支谦所译《佛说菩萨本业经》，西晋竺法护译《菩萨十住行道品》、《渐备一切智慧经》，鸠摩罗什译《十住经》。

　　《华藏世界品》、《十地品》、《入法界品》为《华严经》中最重要之品目，其中，尤以《入法界品》文学色彩最为浓厚，对后世影响最大。《入法界品》主要围绕善财童子的求法活动而展开。善财为福城中一应瑞而生的天才少年。其时文殊师利菩萨奉佛之命，渐次南行，教化众生，于福城东庄严幢娑罗林中说法。善财参与法会，因听法而发无上菩提心。在文殊菩萨的教导之下，善财勇猛精进，向南求法，经历百余城，参访了包括菩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神，甚至外道、船师、鬻香者在内的五十三位善知识，最后入弥勒楼阁，证入法界。《华严经》作为大乘五部之一华严部的主经，对中国佛教各宗派均有影响。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更为教界禅门所熟知。《华严经》义理最为宏富，古人言：欲知佛家之富贵者，当读华严。敦煌文书中弘景撰的《进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表》称该经：“理无大而不包，义无微而不显。一言一句，皆自在之法门；无始无终，悉甚深之境界。见闻者犹其不易，误解者将知实难。”

　　根据史传和经录的记载，汉末三国时代还有两部早佚的属于华严类的经典。据《高僧传》卷一《竺法兰》，汉明帝永平年间，竺法兰在洛阳译出《十地断结经》，曾被认为系华严类典籍，且是最早的汉译本。另外，三国吴地有失译的《普贤菩萨答难两千经》三卷，《华严经传记》卷一等认为是《华严经·离世间品》的异译。确切可考的汉末三国译出的华严类经典只有《兜沙经》和《本业经》，它们可以反映华严经学初创时期的全貌。

　　西晋是华严单行经传入我国的最盛时期，可查考的译者有竺法护、聂道真、白法祖三人。其中输入了华严经学新内容并保存至今的经典，唯有竺法护的译本。竺法护的华严译本共有六部，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重译的文殊类经典两部。一是《菩萨十地经》一卷，《佑录》卷二有载，泰始元年至永嘉元年（265～308）译出，已不存。《内典录》说此经是“华严十地品”，《华严经传记》卷一此条下注“似十地品，十住品也”。竺法护所译《渐备经》是十地品，篇幅很长，不能只是一卷，所以应依法藏的考证为准，此经属重译经。二是《菩萨十住行道品》一卷，现存，乃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第三》的重译本，内容大致相同。

　　第二类，新译的普贤类经典，共有三部，均存。其一，《佛说如来兴显经》（简称《兴显经》）四卷，元康元年（291）译出，又名《兴显如幻经》。其前半部分相当于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篇幅约占五分之四；后半部分相当于《十忍品》，篇幅约占五分之一。此经主要叙述菩萨如何通过修行进入佛境界。其二，《度世品经》六卷，元康元年（291）译出，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离世间品》，采取普贤菩萨解答普慧菩萨二百问的形式，主要讲菩萨如何修行，以便用“神通方便”度化众生。其三，《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三卷，又名《普贤菩萨定意》，相当于唐译《华严经·十定品》，晋译《华严经》中缺。主要讲述普贤的“诸定正受卓变之行”（《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即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以上三部经典的共同特点，是抬高普贤菩萨的地位，把他视为菩萨修行的榜样。普贤行、普贤境界以及法身理论，是这些经典的共有内容。普贤菩萨，梵文Samantabhadra，或译普贤遍吉，是象征佛陀理德、行德的菩萨，与文殊菩萨之智德、证德相对，为佛陀释迦牟尼的右胁侍，与佛陀、文殊菩萨合称华严三圣，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其塑像多骑六牙白象，代表佛法的大悲力。

　　据《华严经传记》卷一，白法祖译《如来兴显经》一卷，是晋译《华严经·性起品》的异译，已不存。聂道真曾任竺法护译经笔受，《华严经传记》说他所译华严典籍有五种：第一，《诸菩萨求佛本业经》一卷，今存，是吴支谦《本业经·愿行品》的异译。此经内容与前者相同，只是译文风格有异，主体部分的经文不是偈颂体而是散文体。第二，《菩萨本愿行品经》一卷，不存。第三，《菩萨十地道经》一卷，不存，《华严经传记》谓“似《十住品》”。果真如此，那么该经即是吴支谦《本业经·十地品》的异译。第四，《十住经》十二卷，太康元年到永嘉元年（280～312）译出，已不存。第五，《菩萨初地经》一卷，不存，《华严经传记》谓“似初地”。以上传为白法祖、聂道真所译的或佚或存的经典，如非吴支谦《本业经》某部分的重译，便为竺法护译籍所包括，因此，竺法护的华严译本可以说是西晋华严译本的全部。

　　六十卷本《华严经》译出后近百年，一直到南朝梁时，在南方研究的状况并不普遍，北方的华严学者则更是罕见。华严学研究在北方的转机，在于北魏末年（508～512）菩提流支等译出世亲的《十地经论》，此论是针对《华严经·十地品》而作的论释，探讨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译出之后，受到学者所重，北魏宣武帝命僧侣开讲华严，乃形成一股华严学的热潮，此热潮一直到唐初都不曾衰减。

三、敦煌文献中的华严类文献及价值

　　敦煌佛教典籍中，最流行的是《妙法莲花经》，约有5000多号，占所有经籍的六分之一强。这些经卷大部分是南北朝隋唐时期所写，这与该经在当时的流行情况相一致。其次是般若类经典，《大般若经》有2171 卷，《金刚经》有1417 卷。《华严经》由于整本就有三译：《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和四十华严，而支品更多，故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笔者就手边现有敦煌资料对相关的支品和整部进行尝试性统计。

　　（一）、整本中的残卷，八十卷华严合计149件：斯坦因50件，伯希和16件，北图83件。六十卷华严15件：斯2724(卷三)，斯5396(卷四)，斯5362(卷四)，斯2460(卷五)，斯2067(卷十六)，斯0593(卷二十七)，斯6650(卷三十)，伯2144(卷三十七)，斯1319 （卷四十四），斯1381(卷四十六)，斯1848(卷四十六)，斯4520(卷四十七)，斯0235(卷四十八)，斯1529(卷四十九)，伯4843(卷五十八)。

　　（二)、支品和论疏：

　　1）十地品相关15件：十地义记卷第一伯2048；十地经论5件：北7261(千字文编号人039)，北7263(宿021)，北7264(阳058)，北7265(水058)；十地经论释：北7266(咸078)；十地论法3件：伯2086，伯2984，伯2033；十地义疏伯2104(卷三)；十地菩萨咒：斯2928；十地疏3件：斯2717，斯2741，斯3924；佛说大方广菩萨十地经2件：斯1590，斯3637

　　2)佛说华严经 斯6476

　　3)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斯4516

　　4)华严合璧辞典伯3301

　　5)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表及总目 伯2314

　　6)华严经章 斯2466

　　7)华严经旨归一卷 北2062v(张049)

　　8)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九伯2219v.

　　9)华严经论梵行品第十二、十八斯3960

　　10)华严经论斯3987

　　11)华严经疏斯2964

　　12)华严藏世界品第五疏释斯2721

　　13)普贤菩萨类经典合计28件：普贤菩萨说证明经一卷8件伯2136等；普贤菩萨三身真言：北7678(裳74)；普贤菩萨行愿王经10件斯0275 等；普贤菩萨说咒经2 件：北7663(暑060)，北7664(来064)；普贤行愿王经一卷7件北007020075

　　14)华严经关脉义记一卷伯2279a

　　15)智严大师付三嘱偈八行伯3777

　　本部经典加上支品、注疏等合计凡220件，该统计数字是按照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统计出来的，此外还有俄藏、日藏、上海藏、私人藏的敦煌遗书尚未统计。按照《敦煌大辞典》相关词条所提，估计应有300左右，虽与敦煌遗书中《法华经》的数量无法相比，但其中许多文献资料是历代《大藏经》所未收录的，具有弥足珍贵的佛教思想、文献考证等方面的价值：

　　1. 《六十华严》研究资料的再现。《六十华严》是产生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华严经文。比如14)华严经关脉义记，唐法藏撰，一卷，首尾俱全。作者自云：“依傍师训，有少见闻，故私记为篇，名《关脉义记》也。”全文分四部分，称四势。此义记未入历代《大藏经》，诸经录不载，收入大正藏45卷，卷末有命禅师撰《定后吟》一篇。

　　2. 普贤信仰的出现和研究。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又名普贤愿经。敦煌遗书中有两种异译：一为本经，另一题名为《大方广佛华严普贤菩萨行愿王品》，一卷，S.709,2384，与不空/般若译本相比较，缺少六十一、六十二两颂。据译文特征，这两种敦煌本当处于中唐以前，历代《大藏经》未收。此外还有华严略疏，是佛典章疏。北辰53，斯2694，作者与原着卷数不详。前者首残尾存，尾题《华严略疏卷第一》，有题记“比丘法渊供养流通”，卷中有朱笔校改字；后者首尾俱全。此疏书法简古，形态同南北朝写本，撰写年代应在北周明帝建国（557）起至武帝建德三年（574）废佛前。此疏所注释者为《晋译华严经》，其疏释依《十地经论》为证，释义颇精，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对研究《六十华严》的义理和流布有文献价值。日本大正藏将斯2694 收入第八十五卷。在《华严经》中，文殊菩萨与毘卢遮那佛、普贤菩萨同列为华严三圣，地位隆崇。如北魏僧侣灵辨，读《华严经》时有所疑惑，“乃顶戴此经，入清凉山清凉寺，求文殊师利菩萨哀护摄受，冀于此经义解开发”，结果顶戴行道一年，“足破血流，肉骨尽现……遂闻一人谓之曰：‘汝止行道，思惟此经。’于是披卷，豁然大悟”，足见《华严经》在信仰者心中的神异作用。

　　3. 华严宗早期僧人的研究和考证。华严经章：佛典章疏，斯2466，一卷，首残尾存，首尾均无标题，据内容拟题，作者不详。此疏略述《晋译华严经》三十四品之每品基本内容，因卷首残缺，故疏释从“四谛品第四”开始，行文言简意赅，与法藏《华严经探玄记》或有不同，故颇有参考价值。文末为《四弘誓文》一篇：一者誓断一切烦恼，二者誓修一切功德，三者誓度一切众生，四者誓成一切种智。表现出大乘佛教强烈的重视菩萨本愿的思想，与净土思想相通。此疏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历代经录亦未着录，现被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十五卷。

　　4. 对于法藏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研究。

　　《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九，又名华严经疏、华严探玄记、探玄记、探玄。佛典章疏，唐法藏撰，二十卷。伯2219v. 首残尾存，尾题第十九。此疏撰于公元687～695 年间，仿其师智俨之《华严经搜玄记》而立题，以疏释探究《晋译华严经》之旨意。全书分十门。……第一卷论述前九门，每门又分十科。第二卷以下为随文解释，解释时将《晋译华严经》八会三十四品分作五科：一、教起因缘分；二、举果劝乐生信分；三、修因契果生解分；四、托法进修成行分；五、依人入证成德分。疏解时，每品均依释名、来意、宗趣、释文四科进行。释文解释智俨的学说而发挥之，较好地阐述了《华严经》的宗趣。故此疏一出，即为时人所重，前此诸种《华严经》疏释均相形见绌。此疏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日本据古抄本收入大正藏第三十五卷。敦煌本的发现，对此疏的校定当有补益。

　　最早翻译出的整本《华严经》是六十卷华严，又名《晋译华严经》，东晋佛驮跋陀罗义熙十四年（418）于扬州道场寺开译，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译毕，五十卷。后由慧观等人校定重审，分为60卷。两种卷本同时流通。该经七处八会三十四品，主要论述佛教因果缘起之真理实相法界，宣传“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思想，主张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菩萨因行，顿悟证入法界之理。在华严宗史上，初祖杜顺（558～640）、二祖智俨（602～668）在弘扬华严教义的时候，还没有后期唐实叉难陀之《八十华严》与唐般若之《四十华严》两个异译本传世。三部《华严经》均为《大藏经》所收。而华严宗三祖法藏（643～712），被认为是华严宗的实际开创者。他生活的前期研究学习《六十华严》，后期又参加了《八十华严》的译场。他的很多着作中都有两部华严的注疏，敦煌遗书中的《华严经探玄记》就是对《六十华严》或《旧译华严经》的注疏，而敦煌遗书中的《华严经关脉义记》也是对《六十华严》的疏理。这两部注疏都未收入历代《大藏经》，对于法藏思想的研究极有裨益。

　　5. 早期《六十华严》的一些珍贵校勘本和历代《大藏经》未收的注疏，对于研究早期华严思想也很有价值。

　　北图所藏，有题记的还有北昃85号“优婆夷包敬造”始86号“一校竟，佛弟子种成供养经”，出32“杨法仲所供养经”。敦煌文献中的五十卷本《华严经》不但反映了该经的最早形态，而且抄写年代较早，大体上均为南北朝时期的写本。其中不少经卷为该经译出后不久的写本，弥足珍贵，更能反映出《六十华严》翻译出来的原始形态。而慧观等人把原本五十卷的华严分为《六十华严》的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对于研究当时的佛教思想史颇具参考价值。

　　《华严略疏》见北辰53，S.2694，首尾俱全，卷中有朱笔校改字，作者不详。现收于《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未收入历代《大藏经》，日本大正藏将S.2694 收入第八十五卷，对于研究华严宗产生之前的华严思想很有帮助。

四、华严典籍相关的题记反映的时代问题

　　敦煌遗书中的《华严经》抄写中往往有题记，甚至不同写本中有同一出资者的题记，这些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书抄写的历史状况。

　　1. 写经生职业的出现。现传为敦煌文献且年代最早的该经写卷，现在日本京都博物馆收藏的《华严经》卷二，卷末有大代永兴五年（413）六月四日，比丘法坚为七代师尊父母所造经。但其时该经尚未译出，故疑伪，或题记为伪造。较可信之最早写卷是在吐鲁番出土，收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的《华严经》卷二十八，末有题记：“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二十纸。”字体古拙，且渠安周的统治年代为公元444年至460年。敦煌文献中此经之有确切纪年且年代最早的为北新672、P. 2110 ，S. 9141、2067 等，均为北魏延昌二年（513）敦煌镇写经生书写。题记中出现的写经生有曹法寿、令狐礼太、令狐崇哲、张显昌、令狐永太等，并有典经师、校经道人等名号，盖当时已有较为规范的写经制度。

　　2. 华严经典的流行时间。佛教史记载：“自晋至梁，南方固少有研华严者。同时北方此经习者则尤罕闻。……按北魏熙平元年（516），即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五年，自《六十华严》译成至此时，约将百年。其中北方华严研究几无记载。”不过在敦煌出土的文书中，有的题记显示出大魏正光元年（522），华严经已在僧众中有信仰和流行。华严经题记表明许多经卷均系信徒为修功德而造。如S. 2742 尾部题记为：“夫妙旨无言，故假教以通理。圆体非形，必藉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门维那慧超悟财命难持，识三圣易依，故资竭贿唯福是务……弟比丘法定，仰瞻遗迹，感幕遂甚。故莹饰图，广写众经，华严、涅槃、法华、维摩、金刚、般若、金光明、胜曼，福钟亡兄，腾神梵乡，游形净国，体无无生，早（出）苦海，普及含灵，齐成正觉。大魏正光三年（522）岁次壬寅四月八日都讫。“在为超荐亡兄游行净国时，可以看到华严经已经被排到首位。而祈愿的内容，除了个人为亲人的超度外，还有愿所有众生即文中提到的含灵能够共同成佛。另外上文5提到许多的《五十华严》的写卷都是南北朝时期的，字迹古朴。另外，在522年的比丘法定为亡兄沙门维那慧超祈福书写经卷的题记中，已经把华严列为诸经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北方的《华严经》流传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早一些。

　　3. 出资抄经的人员及其信仰。上文是比丘出资抄写，题记中透露出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信仰中愿众生成佛的思想等等。而居士的心态又不相同，乃是为超度亡灵，攘除灾障，聚集福慧，使国泰民安，一切众生皆成佛果。同时也显示出某个出资抄经的女居士（如优婆夷）可能雇用不同的抄经人来抄写同一部经典的不同部分，题记的抄写方面有错字、漏字、漏句的现象，可见写经生的知识水平、认真程度也有差别。敦煌文献中存有隋开皇十七年（597）优婆夷袁敬姿所造同一部华严经的残卷多卷，如日本书道博物馆（卷四）、上海图书馆33号（卷七）、S. 2527(卷九)上海图书馆31号（卷十四）大谷探险队傅字号（卷十五，现下落不明）S. 6650(卷三十)上海图书馆30号（卷三十三）P. 2144(卷三十七)S. 4520(卷四十七)S. 1529(卷四十九)，诸卷卷末题记大意基本相同，谓开皇十七年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劫供养。愿从今已去，灾障殄除，福庆臻集，国界永宁，万民安泰。七世久远，一切先灵，并愿离苦获安，游神净国，罪灭福生，无诸障累。三界六道，怨亲平等，普共含生，同升佛果。“叙述了当时写经祈福的心态。该经有题记的卷子较多，现知约有四十余号。不同卷子的题记有错字、异体、脱漏的现象产生。如斯6650，《华严经》卷第三十，漏掉“一切先灵”，“谨减”被写作“敬减”。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敦煌的《华严经》写卷清晰地反映了那一时代一般百姓的信仰情况以及写经祈福的心理状态，这对于研究初期华严思想史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敦煌藏经洞的佛典中，保存有不少久佚的经典。这些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少量是刻本。从写本的题记看，始自东晋，终于宋代，共600年左右，其中以隋唐时期的写本最多。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敦煌佛教的盛况，而其华严典籍中关于《六十华严》的注疏都是唐以前的写本，反映了华严早期的思想，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足可用来考证文献，诠释义理，进一步理清华严思想史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