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禅宗的史迹

　　教外别传的禅宗:禅宗在佛教佛学之中,素来被称为教外别传的法门,历来相传,释迦在灵山会上,对着百万人天,默然不说一句话,只自轻轻地手拈一枝花,普遍地向大众环示一转,大家都不了解他的寓意,只有大弟子摩诃(意译为大)迦叶,会心地展颜一笑,于是释迦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禅宗的开始,后来由迦叶尊者为印度禅宗的第一代祖师,阿难为第二代祖师,历代相传,到了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大师,正当中国南北朝时代印度佛教衰微,大师谓东土震旦冲国),有大乘气象,所以便渡海东来,先从广州上岸,与南朝的梁武帝见面,梁武帝是当时笃信宗教的皇帝,不但虔信佛教,同时也崇尚道教,所以一见达摩大师,便问:“我修造了这样多寺庙,做了许多的佛事,你看有什么功德?”恰好达摩大师以传佛心印,肩负宣扬正信佛教的心法使命,便老老实实答复他说:“并无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同时又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等语,因为彼此话不投机,大师便渡江北去,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后来传付心法和衣钵给中国的第二代祖师神光,这便是达摩大师东来,为中国禅宗初祖的公案。

　　唐、宋以后,有些研究佛教学理的学者,对于禅宗修证法门,并不了解,甚之还抱有歧视的心理,便对于禅宗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历史,喷有烦言。到了现代,更有人不信这些宗门故事,乃至连带对达摩大师传法的怀疑,认为都是中国和尚所捏造,所谓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革命派,而且是初唐时代,六祖慧能的小弟子神会(又名荷泽)所独自造成。对于这个问题,既然有人提出,不妨稍做说明:这种观念,如果是基于爱好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出发,认为好的学问,都是中国人创造的,因此便否认禅宗传统的传说,那也情有可原,倘使是基于有反传统习惯的心理,对于任何问题,都喜欢唱反调以呜清高的习气,那便有憾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其实,对于教外别传的禅宗历史资料的怀疑,宋代王安石果然提过确有其事的证明,但证件已经遗失,而且也并非有力的证据,可是,若遍读过佛经,便可在佛经中找到许多旁证,因过于烦多和太过专门,暂此恕不多述。总之,凡处事与作学问,“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但抱存疑的态度。提出问题以求解答,不做过分的武断,那是最高明的处理。

　　中国禅宗初传的精神:自达摩大师面壁默坐在少林寺里,有人问他,你到中国为了什么?他的答复,是寻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这句话的意义太深了,试想谁能做到自己完全不受古今中外别人的欺骗呢?况且我们有时候,实在都在自己欺骗自己的途上迈进,倘使一个人真能做到不受一切欺骗,纵然不是成圣成佛,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大概只有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才能做到吧!

　　有一位洛阳的少年姬光,博览经籍,尤其善谈老庄。可是他每自遗憾地感叹说:孔子、老子的教化,只是建立人文礼教与世风学术的规范,《庄子》、《易经》的书,虽然高推玄奥,但仍然未能极尽宇宙人生的妙理,于是便放弃世间的学问,出家为僧,更名神光。从此遍学大小乘的佛学教义,到了三十三岁时,回转香山,终日宴坐(相同于静坐)了八年,后来慕名求道,遂到少林寺去见达摩大师,可是大师时常面壁端坐,并不加以教诲,神光便暗自心想:古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发布掩泥,投崖饲虎;在人心纯朴的上古时代,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在寒冬大雪之际,彻夜立正侍候在达摩大师身旁,直到天明,地下积雪已经过膝,可是他侍立愈加恭敬。(后来宋代儒林理学家的程门立雪故事,便是这种精神的翻版。)达摩大师这时乃回头问他:你彻夜立在雪中,为求什么?于是神光痛哭流涕地说:惟愿大师慈悲,开示像甘露一样的法门,藉以广度众生。但达摩大师却以训斥的口吻说:请佛无上的妙道,要经历无数劫的精勤修持,经过许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德行的锻炼,那里就凭你这样的小德行、小智慧,以轻忽侨慢的心情,便欲求得真正的道果,恐怕你白用了心思啦!神光听了这

　　番训斥,就当下取出利刀,自己砍断了左臂,送到大师的前面,表示自己求道的恳切和决心。于是达摩大师认为他可以为担当大任的法器,又为他更改法名叫慧可。神光便问: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大师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注意,这句话是禅宗最重要的关键。)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大师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神光听了这话,当时便怔住了,良久,方说:我找我的心在那里,了不可得啊!大师又说:对啊!这便是你安心的法门啊!并且又教他修持的方法,要摒弃一切的外缘,做到内心没有喘息波动的程度,歇下此心犹如墙壁一样,截止内外出入往来的妄动,那么,便可由此而人道了,后来又吩咐他要以《楞伽经》来印证自己修悟的工夫与见地,这就是“达摩大师在中国初传禅宗,传授二祖神光”这一公案的经过。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初传禅宗的授受故事,分作三个问题来说明:

　　1.禅宗所谓的“教外别传”

　　并不是根本不要佛学的经教,别有一个秘密或微妙的传授,因为全部佛学经教的学理,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修持求证的理论与方法,所以执著经教学理的人,往往把教理变成思想,反而增加知识上的障碍与差歧,并不能做到即知即行,同时证到工夫与见地并进的效果。所以教外别传,只是为表示对普通佛教佛学教授法的不同,却不异于教理以外,特别有个稀奇古怪的法门。例如二祖神光,在未出家以前,本来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出家以后,以加上贯通大小乘佛学的教理,他在知识方面,显然非常渊博而充实,并不须要什么,只自反求己心,就会怀疑知识的学问,真正用来安身立命,便会觉得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他要放弃知识的教理,但求实际的证悟,但等到真正悟到实际的真谛,对于所有知识学问的根本,自然而然就融会贯通,豁然明白其究竟的道理了,所以后来禅宗的伪山灵祐禅师便说:“实际理地,不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对于佛学教理的“教”,与教外别传禅宗的“宗”,做一概念的结论:“教”,是教导你如何修行证果;“宗”,是我要如何求证修行,宗与教,只在教导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是目的有两样。

　　2.禅宗的禅

　　并不是注重机锋转语的口头禅,禅宗不离禅定修证的工夫,以期达到明心见性成圣成佛的极果。例如二祖神光,未见达摩大师以前,便已游心《易经》、老庄的道学,而且经过严格的心性修养锻炼,曾经在香山静坐了八年,对于动心忍性的绵密反照工夫,早已有了相当的根基,拜见达摩大师以后,大师不但不立即加以教导,反而用难堪的态度与过分的言语刺激他,如果他是一个无实际修养工夫的人,纵使不是饱以老拳,至少也会拂袖而去,但是他反而愈加诚敬,甚至断臂求道。就凭他这种精神,我们变更子夏的一句话说:“虽曰未人道,吾心谓之道矣!”亦未尝不可,所以他问达摩安心之法,大师只叫他“将心来吾为汝安?”他便能在“觅心了不可得”的领会下而悟道;后世研究禅宗,动辄抓住禅宗为言下顿悟,立地成佛的话柄,好像只要聪明伶俐,能言善道说一两句俏皮话,立刻就算悟道,完全不管实际作学问与作工夫的重点,这当然会落在我其谁欺!欺人乎!欺天乎的野狐禅了!不然,就想自己不用反省的工夫,只要找一个明师,秘密地传授一个诀窍,认为便是禅宗的工夫,“敝帚自珍,视如拱壁”,这又忘了达摩大师所说的:“诸佛法印,非从人得”的明训了,近代谈禅,不是容易落于前者的空疏狂妄,便是落在后者的神秘玄妙,实在值得反省。

　　3.达摩大师初传的禅宗

　　除了二祖神光,是亲受衣钵,继承禅宗道统以外,同时还有几位后学传人,他们也都有心得,不过才德气魄,略逊神光而已;达摩大师除了传授心法以外,同时还要神光以《楞伽经》印心,由此可见教外别传禅宗,并不离于教理以外。《楞伽经》,果然为达摩大师吩咐神光为禅宗的印心宝典,但在大乘佛学的法相(唯识)宗,也认为是“唯识”学的主要经典,它提出以“无门为法门”的求证方法,并且说明以顿悟与渐修并重,同时把心法的体用,分做八个作用,便成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前五识,再有第六的意识,第七的末那识,第八的阿赖耶识等,所谓一心八识的分析,旧注识有识别、分别的作用,也就是包括感觉、知觉与精神活动的功能。第六意识,又分有明了意识与独影(又名独头)意识的两重,所谓独影意识,相当于现在心理学所说的潜意识的现象。第七末那识是意根,也就是自我与生命俱来的元始知觉,本能活动的意识。第八阿赖耶识,是包括心物一元,精神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根的心注的根本。由此可知禅宗

　　所谓的明心见性,与顿悟一心的心,不仅是心理上平静的心,实在是要彻底透过宇宙身

　　心的根元,才能了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谛。《楞伽经》的大略,就是“唯识”学所谓的五法(名、相、分别、正智、如如),三自性(依他起、遍计所执、圆成实),八识(已如述),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纲要的发挥。总之,《楞伽经》的教理,最重分析的观察,细人无间而透彻心性的体用;禅宗的方法,归纳学理,注重一心修证而融通教理的工夫,所以后世禅宗便流传一句名言:“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通教不通宗,就如独眼龙。”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楞伽经》内所说的宗通与说通的翻版言句而已。近来有人提出六祖以前的禅宗,名为楞伽宗,以此作为有别六祖以后禅宗的界说,实在是因为不明真正禅宗心法所致,未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达摩大师在传付二祖神光的时候,曾经预言说:“吾灭后二百年……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所谓《楞伽》经义,便成为名相之学而流传为说理的思想而已,殊堪一叹!况且有人引用《楞伽》的一段渐修经文,证明达摩大师所传是渐修的禅,却不管下文顿渐并重的一段,实在是鲁莽灭裂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