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

　　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

　　日本佛教的传入台湾，是起于纪元1895年（明治28年，光绪21年），满清政府因甲午战争的败北，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依此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日本军队于5月8日起，陆续登陆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佛教会随军队而传入台湾呢？这是由于日本军队内，均有从军布教师的缘故。如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他就是奉该宗两大本山（永平寺、总持寺）之命，随征清之师，驰驱于辽东、山东，后来在明治28年随南进军而驻锡于台北。6 由此可见从军布教师的派遣，并非仅限于台湾而已。又日本自江户时代，幕府为弹压基督教徒而将檀家（信徒）法制化，即寺请制度的建立起，全国士庶皆固定归属某宗某派的某寺，因此军队将领士兵的宗派所属自然不同，随之从军布教师的僧侣也就来自不同的宗派。又必须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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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参考前揭蔡锦堂氏书，页67～70。《台湾大年表》大正13年12月条。

　　《南瀛佛教会会报》二之六，大正13年12月23日；同上《会报》四之四，大正15年7月。笔者参考蔡氏书及《台湾大年表》的相关记录，认为《南瀛佛教会会报》的记载可能是指地方部的社寺课，因此江氏的说法可能有误。见注176 佐佐木珍龙氏〈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趣意〉（曹洞宗《宗报》第五十九号，曹洞宗务局文书课，明治3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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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与台湾或中国佛教那种融和性的宗教性格是大不相同。由于这样，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其日常功课所使用的经典、所受持的教义、信仰型态、更重要的是与生死有关的宗教仪礼，也因宗派不同而相异，这也是日本军队中，存在着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的缘故。要了解这种关系的话，可以进一步从从军布教师所担当的职务来看，即可明白。

　　根据《真宗本派本愿寺台湾开教史》中云︰抑本派布教使踏足于台湾最初的目的，是在从军布教。而此从军布教，实是起于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役。即以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得大本营的许可，由本山所派遣的的木山定生氏，巡回第一军、第二军战线及各营所医院，而从事于慰问、布教、或葬祭等事为嚆矢。其次，于翌年二十八年一月，令香川、鹿多、弓波、伊藤四氏赴战地，配属各军队。今明如上人翻传，窥当时事，明示如下︰二月于广岛召集混成枝队，命藤岛了稳向大本营请愿从军布教使附属事，得其许可，与该枝队之间，作如下缔结︰

　　一、从军僧慰谕出征中士兵，而不可怠。

　　二、对死亡者、疾病患者，处理葬祭、或有时可从事看护。

　　三、遗骨送至广岛本愿寺的出张所，出张所将之转送于遗族或亲戚。混成枝队广岛滞在中，令赤松连城出张（出差），与从军僧鼓舞士气，勉励彻底贯彻圣旨。从军布教者的任务，虽不能言一概，但大体上，因地随时，从事如下事项的工作︰访问各兵营，传达本山的意志，授与名号，寄赠书籍等。？访问各病院，对患者给与安慰事。于适宜之所开教筵，对士兵与军夫说关于安心立命、及卫生风纪等事。

　　四、处理死者的遗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仪之事。

　　五、举行追吊法要之事。

　　六、将死者的遗骸及遗物，送至本人乡里。（笔者自译页1～2）

　　由以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与广岛第一军、第二军所签订的从军布教师的任务来看，可以知道从军布教师的任务，在于协助军方，传达政府的旨意，对从军者给与精神的安慰、士气的鼓舞、照顾看护伤员士兵，处理死亡士兵的遗骸及相关葬仪。如此的职务，是各宗派从军布教师所必须负起的。7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所负的任务，并非如《台湾省通志稿》（卷2,页102）或《台湾省通志》（卷2,页53）所说的「当初各宗本山各设临时局，从事慰问出征军人及军属」那么单纯。

　　在这些从军布教师进入台湾之后，所做的工作，当然是如上所列举的事项，因为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并非是和平无战事的。在日清缔结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于5月10日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本政府的接管。但是6月2日初代总督桦山资纪于基隆港外海会见满清特派使节李经方，完成台湾及澎湖岛的授受，6月3日近卫师团占领基隆，桦山总督于5日登陆基隆，并假旧关税署成立总督府，唐景崧就乘德国汽船逃亡厦门、14日桦山总督率领文武官僚进入台北城，17日举行始政典礼，8 尔来总督府仍得面临处理一波接着一波的抗日运动及地方上的暴乱。在如此的时局里，从军布教师是如何看这时局呢？

　　临济宗松元无师于《镇南记念帖》「镇南山缘起」中云︰回顾明治二十八年本岛入我版图，虽只是支那政府形式上的割让，非和平地将其土地人民共入版图。本是化外剽悍之民，当然不奉本国政府之命、服我新政。狞猛之士，起义于所在，或称义军，或唱共和，匪类横行，民政不行，以致不得已，一时布以军政，以讨伐为事。自是以后，全岛生民扰扰，殆无宁日，恒达五年之久。明治三十一年故大将总督（儿玉源太郎）赴任，时全岛已达扰乱之极，以文治实无可作为，于是当面之急务只是武力而已。然徒偏用威武，而如玉石俱焚的话，怨恨蚕丛而官民相杀伤，至其终极，徒结人种的仇怨，如此本岛新附的赤子将待何时，得沐我皇上深仁厚泽呢？故大将处斯至大难局，徐察民情归趣，知悉民心迷惑之根源，一面参酌旧惯，善案排民政，一面充实军威，勉亢凶之征服，极恩威并行之妙用的话，就是那种的匪类，也大惧必罚之威，深服信赏之恩，不期年，全岛生民始知王政之懿美，得归皇上覆育之鸿恩。……自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本岛实处于如以上乱杂的状态。当此之时，经常向雷同匪贼的剽悍狞猛的土民示以正法，使想一擢万金自母国冒险渡来的商民，知道因果必然的道理，孤锡飘然，渡来本岛的禅僧，是现住安东县镇江山临济禅寺的住持（细野）南岳和尚。然时维明治三十年，匪类渐逞贼势，吏乏操守，民不安心。陆续渡来的母国商民，互渔奇利，只管竞浮云致富，忘义理、弃廉耻，朝阿謏官衙，夕诱惑吏人，只是争利，千态万状，如百鬼夜行样。……当时南岳师目击此景，以为在时势民情至此之极的本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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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见上揭佐佐木氏文。

　　见《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净土宗开教振兴协会，平成2年3月1日。

　　8 以上参考《台湾大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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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到底非微力所能，不如东归，寻出具大力量的善知识，强请飞锡。……9

　　上文中谈及的细野南岳和尚，是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于明治29年驻锡台北。10 他在台半年多的时间，11 考察了当时的时势民情，终感自己能力的微薄，无法以佛法济世，因而东归日本寻找适当人材来台，终于找到了足利天应师，于明治31年早春一同联袂来台从事布教的工作，12 这也是临济宗妙心寺派来台布教的开始。在细野南岳的眼里看来，当时（明治29年～30年）的台湾社会，除了各地蜂起的暴乱，致使生民涂炭外，尚有日本商人陆续涌入台湾争相渔利，使台湾人民不聊生的现象，这在身为一位宗教师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

　　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随南进军，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台之后，奉两本山宗务局之命，随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之便，调查了台湾的宗教。他从瘴烟毒雾之中，于该年8月3日完成了调查，并在12月中归国复命前，向宗务局提出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影响日后曹洞宗对台布教计划至巨，但容笔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议会议员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讨论议决，30 年1月正式实施的「台湾岛布教案」议决的理由。兹将其理由的内容翻译如下︰依据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调查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概是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数的寺院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其布教传道之事，已是荒废至极……。台湾岛整体的现况，我政化日尚浅，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设今方属筹划中。是故关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经理之绪。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师与寺院管理者之间，也缔结本末统属誓约的寺院虽多达七十余所，但也仅止于相互的私约，未能获得官厅的公证，进而不能获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侣的权限。何况于其檀家信徒，连一个统属归著者也没有，呈现混沌未剖之观。今如令特派布教师等，向总督府禀议制定社寺制度，总督府亦将着手筹划之。然而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两派等各各特派为数颇多的布教师，加上交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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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镇南记念帖》页3～4,台湾台北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大正2年7月15日。

　　10 江木生氏〈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此文原发表于《南瀛佛教》15-2,昭和12年2月1日，题为〈内地佛教？台湾传来？其现势〉。

　　11 《镇南记念帖》页4。

　　12 同上书页6。前揭江木生氏文作明治30年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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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的布教资金，不分昼夜致力布教，特别是如真宗东西两派，投下无限的资金，大大有所策划。而真宗东西两派及真言净土日莲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针，亦与我宗的方针大同而少异。然而依我宗于台湾布教，比佛教各宗先着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没比佛教各宗稍微优势之处，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为竞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宗的台湾布教，作为新版图的事业，不啻有非常困难之处，又其它亦有难言的困难。往后的发展，实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众多的资金，这是无庸多论的。（页13～14）13

　　又《宗报》第三号「论说」台湾布教中云︰我帝国于武力既得台湾，然实际未镇抚，相继而来的军队冲突，是为感情的冲突……。至于其宗教，彼此无特别差异，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设得其宜，镇抚不失其当的话，于其军队将相继而起的冲突，容易地可以调停。感情的冲突既调停，军队的冲突奏其功，全岛与我本州岛亦无异。而为此所关的政化，固虽大，宗教给与的作用亦非不大。台湾这地方虽有少数的耶稣教徒，领有枢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处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边陬之地，此岂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务也。况同岛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传之宗者，而与我曹洞宗是处于颇有密切的关系。……我宗于该岛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锐意努力，决不能使我宗独安此好的地位，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只要尽力于土人教化，不问其宗派为何，都使其继续占有寺院的方针。台湾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竞争，进行其优胜劣败。我宗今有所踌躇，此将功亏一篑也，不可不本末（本山与末寺）协同，大尽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该为末派之舆论。（页4）14又《台湾教报》第一号、社说「对台湾布教策私见」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国的宗教，可说以神佛二教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历史为国体之经，佛教是以王法佛法无二的妙法为国体之纬。彼普天之下无国土无国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国体妆v教。至于现今热心从事于台湾布教的日本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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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曹洞宗《宗报》第一号，明治30年1月1日。

　　14 明治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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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与量力的保护，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对台政策的一部份吗？况乎在来的寺院庙宫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极颓废之观。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嘱此荒芜荏苒，使附战痕弥缝，对我台地的人民，毕竟惹起恶感是无庸待言，我辈布教方面正视察事实。尔政府该如何保护，此有二。其一曰︰尽可能不将宗教家与军事政治相提并论，而得应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将之分与宗教家，附属于其寺院的财产什具，并如旧下附。如此本国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举。（页7）15

　　由以上四种资料可窥知，明治28年、29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混乱。在这混乱的时局里，台湾在地的寺院有自动与曹洞宗缔结本末的关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护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许多是呈现无住僧的真空状态。值此时，总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也考虑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来镇抚人心，这从当时桦山总督对从军布教师所说的︰「日本的佛教家来台湾抱持想要弘扬自己的宗旨，扩展自己的佛教的观念是不可以的。……今当治理此岛，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是决不可说想要弘扬我宗的宗旨，扩大我佛教，以我所说的国家观念，请日本佛教家尽力。」（《从军实历梦游谈》页97）可以窥知。但实际上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却视台湾为一块可以发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竞争，欲取得在地佛教资产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在此生存竞争的时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同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台布的规则及经费的供应。此时在台有布教活动的宗派，则有曹洞、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比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势，同时所获得的在地佛教资源亦较他宗丰富。但因总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缘故，曹洞宗的从军布教师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为了维持上述的优势，曹洞宗在台的布教师，不论其人数或布教计划都较他宗略胜一筹。这从净土宗的武田兴仁所传述的日本诸宗派在台开教的情况，就可知道。今将其文译述如下︰此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师活跃着，可预想还会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态势也确立了，也计划着建设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划着发行《台湾教报》的杂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师，分别于台南、台中、台北活跃着。在台南主要是从事于教育事业，台中是以军队布教为主，台北是以原地人布教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