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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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明治29年11月25日，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

　　页288真言宗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三名布教师分别于台中、台北，致力于布教。日莲宗三名布教师在台中，预定新派遣二名到台北。神道也设艋舺学校，实施日台两语的教育。16以上武田氏之文，当是发表于明治29年年底之前。因为武田兴仁是在明治29年6月抵台的，17 又该文中提及曹洞宗企划发行《台湾教报》，而此《台湾教报》第一号，就是大日本台湾佛教会，于明治29年11月25日发行的新日本《教报》第一号。这从其「发刊之趣意」中云「命？？台湾教报？云？、之？发刊？」可以得到证明。由武田氏之文看来，当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团体，当属曹洞宗无疑。之外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但实际上除了武田氏所列举的诸宗派外，应还有净土宗及临济宗。18 当然随着岁月，在日本的其它佛教宗派，也陆续传入台湾，这从江木生氏的〈内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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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2～33。

　　17 同上书，页31。

　　江木生氏前揭文作29年8月。同上会报三之二，大正14年3月。江灿腾氏于「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本来丸井负责的宗教调查工作，在大正八年提出《报告书》后，应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大正六年五月，也就是调查第二次进度末期，他被任命为总督府内务局新成立的「社寺课」课长，并一直担任至大正十三年（1924）此一机构被裁撤，丸井辞职回日本为止。」（《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22,南天书局，1996年3月）依江氏的说法，内务局社寺课是成立于大正六年五月，丸井氏于此时就任课长之职（此说也出现于《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页18,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年4月）。但所依据史料为何？不得而知。或许是依《南瀛佛教会会报》第二卷第六号（大正13年12月23日）「丸井会长辞任」中谈及的「大正六年五月就任社寺课长」一语吧！不过根据《台湾大年表》大正8年5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圭次郎是为地方部社寺课长；而大正9年10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氏是为内务局社寺课长。至于蔡氏的说法，系依台湾总督府编《台湾总督府事务成绩提要》。18 明治二八年六月？外征士卒慰问使？？？台湾？渡？？林彦明？从军兵？？慰问、法语、追吊、病院？患者慰问？？？？？？？？开教？计划？？？？。？？？？同年一○月？佐藤大道、桥本定幢？渡？？。？？？？准备段阶？经？同二十九年六月？赴任？？仲谷德念、武田兴仁？？？？事实上？台湾开教？始？？？（《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临济宗妙心寺派 本宗？湾传来？明治二十九年、细野南岳师？台北？渡来？？，同三十年同师？请？？？渡来？？？足利天应师？以？嚆矢？？？（江木生〈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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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台湾传来其现势〉一文，可以知道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四十周年时，已有八宗十二派之多，又从《台湾省通志稿》、《台湾省通志》及《重修台湾省通志》都介绍八宗十二派来看，日本佛教宗派的传入台湾，在昭和12年底时，似是已有了定型。在此所说的八宗十二派，19 即是︰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大谷派、日莲宗、法华宗本门派、显本派以下将一窥此八宗十二派在台布教的情况，首先就曹洞宗来探究。

　　（一）曹洞宗

　　如本文页285所述，曹洞宗的台湾布教是始于明治28年佐佐木珍龙20 随南进军驻台的因缘，时为5月18日（新历6月10日）。21 之后奉两本山之命，随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全岛的宗教，且于8月3日将调查报告呈报该山的宗务局。其报告的要旨，先后刊载于《宗报》第一号（页27）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5上），而其报告全文则刊载于《台湾教报》第一号（页17下～25上）。关于《台湾教报》的发见及其介绍，可参考锺淑敏氏〈东大收藏与台湾研究〉（《台湾史研究》卷1期一、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及江灿腾氏〈《教报》第一号----日据初期台湾佛教新史料的出土----〉（《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00～108）。不过江氏文，虽提到《台湾教报》是由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但此佛教会是属何宗派则未触及。由于「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台北曹洞教会的前身，它成立于明治2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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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南瀛佛教》十五之二，昭和12年2月1日。《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

　　20 据《宗报》第六十五号页16(明治32年9月1日)云︰佐佐木氏任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

　　21 李添春氏编《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第八节皇民化运动与台湾佛教中，谈及佐佐木珍龙来台，是在6月10日。但依佐佐木氏《从军实历梦游谈》页49,佐佐木氏自述其初抵基隆是在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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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的缘故，22 可以知道「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曹洞宗在台初期的组织，因此《台湾教报》无疑地是在台曹洞宗所发行的刊物，这从上述武田兴仁之文，再从调查报告内容作比对，更可证明《台湾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的作者非他就是佐佐木珍龙。为了便于证明，今将相关内容译述于下︰

　　一、《宗报》第一号「台湾布教始末」︰

　　现今台湾的布教概衰颓萎靡更不振，其宗派主称禅宗，此中虽有曹洞、临济、清水、黄，蘖等的派别，但无本末的差别也无宗派的规律。唯习惯上分派异实而已。寺院的种类，有官庙、民庙、会馆三种。官庙者，在城内及各府县大官衙的所在地，全部由官衙的费用而建立，本尊多是天上圣母、观音、关帝而住持人是有僧侣、道士、进士秀才等。民庙者，是因人民的信仰心而建立者，为普通各宗派的寺院。会馆者，是商人相互计划而建立，为数极少。（页27下）

　　二、《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

　　现今台湾佛教衰废，概称其宗派是禅宗，其中是有曹洞、临济、黄蘖等的宗派，但不过是习惯上的自称而已。寺院分成官庙、民庙、会馆的三种类。官庙者，是位于各府县大官府的所在地，由官费建立的，佛教僧或道教僧为其住持。民庙者，由人民的信仰心建立的，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会馆者，是商人建立的寺院，其数量是极少。（页66上）

　　三、《教报》第一号内外宗教汇报「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

　　一、台湾佛教的宗派︰

　　现今台湾佛教的形势，殆极衰颓萎微，然与概略调查如下︰台湾佛教俗总云禅宗，其内有曹洞派、临济派、清水派、黄檗派。然从来非确定为临济派的寺或曹洞派的寺，故住曹洞僧侣者，就云曹洞派；住临济派僧侣者，就云临济派。如此而无确然的规律，而且也没有本末等的区别。虽然如此，目下只习惯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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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明治30年)八月二日晴曹洞教会员？访问？。曹洞教会？昨明治廿九年五月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名？一？团？？组织？？？月过？年越？萎微？？？振？？为？？，本年三月以来更？台北曹洞教会？改？？大？信者？募集？？现今二百名余？及？？？《宗报》第十九号，页13下，明治3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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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为临济、此为曹洞者。台湾全岛中有数百寺，然未遂其精查，故不得确切总数。

　　二、寺院的种类︰

　　区分台湾寺院的种类，总为三种，是为一官庙、二民庙、三会馆。庙者，凡寺名而于我日本如称谓所谓何斋何庵。第一官庙者，总建立于城内及各府县州的官衙所在地，而全然以官衙的费用修缮之，故伽蓝也因而可以广大建造。作本尊的是天上圣母、或关帝、或孔子老子、观世音隍爷等，其它有官吏信奉佛天，而该官庙的主持人，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定，时或僧侣或道士其它进士秀才等，而随时可令其住之。又高等官往往以其庙内作为寄住宿所，或作休憩所，有时定为集会所。而此等一切的支出，皆悉于其官衙负担。而如现在台北城内所建设的天后宫、文武庙、城隍庙三庙，其结构都宏壮优美，巍然耸于云表的一大殿堂，实也可谓本岛建筑上的极致。如天后宫，才刚听到其为禅僧座禅的道场，今又无其人，与其它二庙，皆徒为官吏兵士的寄住宿舍，悲哉！盖官衙的所在地，必有所付嘱的官庙。第二民庙者唯依信仰心的基础，在众民一致协力之下，以募集醵金所建立者，即是普通说的各宗派的寺院。因此，如台北府艋舺街的龙山寺，是以来自其它各地施主家的各种纳施物而成立的。第三会馆者，各巿街的商人们共同计划建立，本尊是为天上圣母或观音等，随其宜而祭祀之，作为商人的集会所，讨论其关于商法上的事业。故由其商人年年义捐几分，及合计其寺庙诸种的收入，为其年中生计及伽蓝修理等。会馆至为少数不足算。以上三种，官庙是为特别；在一般民间的是，民庙多而皆有势力。台湾全岛中称禅门的丛林，悉皆是属民庙也。（页18上～下）

　　一见以上三种相关的数据，可以分辨出这三种数据中，最原始的是《教报》的部份，其次是其要旨的《宗报》，至于《开教传道史》则是改写《宗报》的要旨而来的报告。又依其出版年代来说，《教报》是在明治29年11月25日，《宗报》是在明治30年1月1日，而《开教传道史》则是在昭和55年（1980）11月10 日。再从《宗报》第一号审查议案第二号台湾岛布教案时，所提出的理由当中有︰「依调查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都是佛教的信徒。其多数的寺院，是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布教传道之事，虽已是荒废至极，但一般人民尊信佛教的事是不争的事实。」（页13上）之文。由此文来看，一可左证《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的撰文者，应是佐佐木珍龙无疑；二可证明《开教传道史》中有《教报》、《宗报》中所没有的「民庙者……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之文，大概是依此提案理由中的「其寺院的多数，是属我曹洞宗」而加以改写的吧！

　　在此有关《开教传道史》的事，尚有一事需要说明的。此事是江灿腾氏在《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李添春的看法（指佐佐木来台布教事）是摘录《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有关「台湾」的部份资料而形成的」（页116）。此指责，我想是错误的。因为李添春在《台湾省通志稿》中所执笔的〈人民志宗教篇〉，是出版于民国45年（1956），而《开教传道史》则是昭和55年（1980）11月10日的出版物，李添春的文章是比《开教传道史》早24年发表的缘故。依笔者的浅见，日本驹泽大学毕业的李添春的〈宗教篇〉中有关曹洞宗来台传教的部份，应是根据《宗报》第一号上的记录而来。同时《开教传道史》的编辑数据，主要的也是根据《宗报》而来，这从《开教传道史》屡屡引用《宗报》也可证明。总之，佐佐木氏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曹洞宗决定来台开教传道的影响至巨，它使宗务局于明治29年（1896）2月特派遣木田韬光、足立普门、佐佐木珍龙、若生国荣、樱井大典、铃木雄秀、天时有生（《从军实历梦游谈》页100）等来台湾，经理原有的宗门寺院，及招徕怀柔及僧侣信徒等，另一方面慰问教化守备军队的将士们等的工作。又到了5月木田韬光为具申将来的经理措置回日本；6月樱井大典也因病回日本。23 因此宗务局于7月特派长田观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布教师来台。并且于台北设置曹洞宗务支局，任陆钺岩为教务监督，佐佐木珍龙为宗务监督，且划分全岛为三教区，令陆钺岩、佐佐木珍龙、铃木雄秀驻于台北，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台中，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于台南。24如此布教师的分配，在日后是稍有变化，关于这点容笔者后述。不过值此29年，各宗在台的布教如前所述（见页286），为取得原有的台湾佛教资源而相互竞争。曹洞宗虽取得天时之便，暂居优势，如艋舺龙山寺、台南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大天后宫、考寿院等与台湾原有寺院193所缔结了本末关系（《梦游谈》页100），可是这仅止于私契的关系，而且是基于社会的混乱、国家的更替，台湾原有寺院的僧侣，在无法自保的情形下，必须仰赖日本佛教的保护的缘故。如此的本末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在曹洞宗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必然是有所意识，所以曹洞宗希望总督府能制定与日本佛教一样的社寺制度（见页285），但事实上不能如曹洞宗所愿。在如此的环境之下，曹洞宗要想在台湾维持布教的优势，除了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优秀的人材之外，确定布教的方针也就不得不尽快实施了。这也是明治29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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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江灿腾氏于前揭文中说︰「同年七月特派长田禅观、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人来台，而调回本田（木田之误）和樱井两人。」（页17），如此的说法是有误的。24 《宗报》第一号，页13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