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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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布教活动，79 可说是不比台南少。总之曹洞宗在明治33年以前的布教活动，有语言教育（此中包含了日本语、台湾语、英语）、禅学佛学讲座（以日本人，尤其是将校为对象）、巡回通俗布教（对象是台湾人）、组织妇女会、佛教会、兴办诊所医院、军中布教、监狱说法等，可说是符合了总督府的政策。由此也可明白曹洞宗欲取得台湾当地的佛教资源，以继续开拓其在台的势力。但是如此以缔结本末关系的方式，随着时局渐趋安定有了变化，使得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方针不得不作调整。今根据明治41年的宗议会《宗报》第267号议案第四号教学部长新井石禅师的报告，将相关部份翻译于下︰

　　非常地想置一言叙述自台湾开教以来至今日的经过，我承认明治二十八年底着手于台湾的开教，而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几乎还是混沌的时代，宗门各布教师是非常热心地致力于布教的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台湾人既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方针，又在日本人方面，也不清楚台湾人的性质，彼此事情没作沟通。特别是台湾也有无数的寺院、有庙宇、其中因为主要属于禅宗系统的寺院是占大部分，比较其它宗派，如曹洞宗、临济宗能够较早与台湾人缔结关系，且和台湾寺院结合的缘故。那是说到了今天看来，反而陷于招来不幸的结果。其理由是如众周知，在明治三十年前后，台湾的寺院或是庙中，像完成契约，说是属于曹洞宗末寺的，有一百多所左右的事实，曹洞宗像是一举席卷台湾的表象。可是像台湾人，是寺也好、庙也好，都有其主任，有其责任者，其保护者是固定的，这些人对其祖先的时代以来就附属的寺或是庙，都拥有充分的权利。那些人为了所有的制度一旦变更，台湾归属于日本占领，因为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寺院或庙，会陷于怎样的命运？认为如果这些寺院、庙藉由日本佛教僧侣的手保护的话，就没有问题的缘故。那是为图自己所持有的寺院、庙的安全，暂时附属于曹洞宗的意思。到了台湾的秩序逐渐回复，而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像是决定了的情形，在总督府方面、专用怀柔政策，而致力于保护当地人的权利，欲以使当地人满足的方针，处理诸般事务的结果，使一时属于曹洞宗的寺院或庙，更希望独立而逼总督府，或向曹洞宗交涉的情形。一方面，总督府对寺院制定了制度，以至于到了不可以擅意地以彼寺作为曹洞宗寺院而收容的地步。总之认为台湾全体的寺院很多是已经与本宗结了末寺因缘，但是一朝而陷于无关系的情景。如此，另一方面，为了有特殊方便的缘故，以其为依赖的事是一种疏忽大意，宁可在无权宜之处，虽是小规模而设定用地建

　　79 《宗报》第七二号，页13,明治3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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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然后计划布教的独立。80从以上新井石禅师的视察报告，可以知道日本治台初期，台湾本土的寺庙与日本宗教团体缔结了本末关系的动机，是基于国家王朝的更替，在社会混乱中，为求保护自己的寺产，且由于台湾寺院的僧侣来自福建鼓山者，或者赴福建鼓山、怡山、黄檗受戒参学者居多数，是属于禅宗的缘故，自然与曹洞、临济两宗较易结合，尤其是曹洞宗。但实际上其动机，也不是仅限于此，其中也有的是想得到总本山恩赐的金品，81也有的藉日本佛教的保护，图谋私利而惹官司的如开元寺住持宝山常青。82 如此的本末关系，到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且在总督府为了安抚人心，打出了保护台湾人权益的政策之后，遂告瓦解。日本佛教界欲取得当地佛教资源的美梦也随之惊醒，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整作法，尤其是有关于布教的场所，直到今日都是使用当地佛教寺庙的作法。为求布教工作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取得土地，建立属于自己宗门的寺院，也就成为重要的指标。可以说，从明治40年代起，曹洞宗进入了在台建寺的时期。如此情势的演变，总本山方面也有认知，为了巩固在台布教的基础，所以决定在台北、台南、台中、新竹各建一所寺院，且在兴建时也多与相当的补助。又决定从这些寺院中，选择台北的寺院作为两本山的台北别院，并由曹洞宗宗务局直接管辖之，特选具有临机应变才能的人当住持，期待专心振兴台湾各地的布教。83

　　此一时代曹洞宗在台建立的寺院，有如下几所︰

　　（1）基隆久宝寺︰

　　位于台北州基隆巿字哨？头一八○，现址︰基隆巿义二路128号基隆巿警察局第二分局，此处是自铃木雄秀以来曹洞宗布教师在基隆活动的场所，法堂落成于41年10月，寺号公称得到认可则是在大正5年10月27日。84

　　（2）新竹巿新竹寺︰

　　位在新竹巿南门町二丁目三二九，现址︰新竹巿南门町一五之一？二号，从初代

　　80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1?42,明治41年2月1日。

　　81 《宗报》第二八号，页20(录自大坂朝日新闻〈台湾？宗教〉)，明治31年2月15日。

　　82 《宗报》第十五号，页15,明治30年8月1日。《教报》第一号，页21。

　　83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1。

　　84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44,明治42年12月15日。《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24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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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足立普明起，历经田中石光，至今西大龙的时代，亦即是明治41年起开始兴建本堂，直到第五代松山宏堂的时代才得到寺号公称的许可。85

　　（3）台中巿台中寺︰

　　位于台中州台中巿荣町五之五，现址︰台中巿双十路。首任的布教师长田观禅于36年冬，就开始兴建占地五○坪的库里（住众住的地方），37年完工。86本堂占地五十七坪则于42年3月动工，87 时布教主任是隅龙童。88

　　（4）台南巿台南禅寺︰

　　位在台南巿台町二之一八二，现址︰台南巿新美街三一六、三一八号，在陆钺岩的时代，就有所谓的台南寺。二者是否是同一个尚不得而知。但台南禅寺于41年购地五百余坪，89 时主任是松村道隆90 正着手企划兴建。

　　（5）台北别院︰

　　41年，院主大石坚童等于台北州台北巿东门町六八，现址︰台北巿仁爱路一段二一号，购入四千五百余坪的土地，91 预计在此土地建立两本山的台北分院。该年10月24日，因台湾南北纵贯铁路全线通车，于台中举行开通典礼，92 总督府邀请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主持，并邀请真宗二派、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日莲宗的管长，因此因缘曹洞宗管长石川素童即大圆玄致禅师来台。11月4日石川素童为该分院举行破土仪式，并亲植记念树。93 此别院以明治43年5月28 日举行佛像安座大典，主神是坐像释迦牟尼佛，而奉两本山之命，代理管长莅临的山腰天镜师渡台主持大典。时列席者有各宗僧侣、台湾佛教会总代梅山

　　85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9。《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240上。

　　86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4,明治41年2月1日。

　　87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42。

　　88 《宗报》第二九○号，页15,明治42年1月15日。

　　89 《宗报》第二八九号，页27,明治42年1月1日。

　　90 《宗报》第二九一号，页18,明治42年2月1日。

　　91 《宗报》第二八九号，页26。《通志稿》作参仟五百余坪土地可能有误。

　　92 《宗报》第二九二号，页13～14,明治42年2月15日。

　　93 《台湾大年表》明治41年11月4日。《宗报》第二九三号，页11,明治42年3月1日。《通志稿》云︰兴工之时日本曹洞宗管长，勒特赐大圆玄致禅师亲临台湾举行典礼。此说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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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秀、本岛人僧侣总代、内地人信徒总代荒井泰治、本岛人信徒总代辜显荣等数百名。94 此别院，在大正元年9月17日因台风来袭而大殿倒榻，后再重建之。此外，为接引本岛人信佛，而随顺本岛人的信仰于大正2年起，增建台湾人专用的佛堂观音堂。95 此堂即今日台北东和禅寺。

　　以上就明治40年代曹洞宗为适应时局，而于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所兴建的寺院作一介绍。如上所述，台北别院是两本山的别院，故具有统辖其它寺院、末寺、布教所、出张所的权力。而史实也告诉我们日后曹洞宗的在台事业也都以别院为中心而展开。特别是在西来庵事件后，台湾劝业共进会（大正5年4月1日起举办四十天期间），在第二会场，有临时成立的「台湾佛教青年会大讲演会」。上台演讲者有︰院主大石坚童的开会致辞。黄玉阶的「精神上之青年」。江善慧的「专治悭吝之症」。沉本圆的「上天梯」。林德林的「惰人与私生儿」。沉德融的「新册子旧历日」。林学周的「为什么要除杂草」。渡边灵淳的「天堂有木耳」。连雅堂的「东洋哲学与佛教」。96以上除了渡边灵淳是日本人之外，其余都是台湾人，其中除了连雅堂之外，不是僧侣就是斋友。由于当时的台湾人听众，似有上千人之多，97 故别院方面，有感于任用台湾人僧侣来教化台湾人的效果不错的缘故，于别院内结合了在台布教师、内地人、本岛人的信徒及关系寺院的住持，成立了「台湾佛教青年会」。其主旨是在于

　　94 《宗报》第三二五号，页10,明治43年7月1日。《台湾大年表》明治43年5月28日。

　　95 《宗报》第三八四号，页8,大正元年12月15日。《宗报》第四○八号，页87,大正2年12月15日。《宗报》第四三三号，页51,大正4年1月1日。

　　96 林德林〈台湾佛教新运动之先驱----《中国佛教史论集》台湾佛教篇，页83,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68年1月初。

　　97 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上篇，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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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互相涵养智德尊仰佛教，重教育？语之精神为基础，而鼓吹世道人心奉？圣虑（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而其事业，令人注目的是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的规定，今先将其条文列之如下︰

　　第十三条︰关于宗教上之重要事情务须调查及研究布教上的权巧方便。

　　第十四条︰应适当之处，分设研究会（学校、讲习所等）或开设临时讲演会。98如前所述，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中，曾先后于台北、彰化、台南等创办国语学校，亦有相当的成果。但38年11月29日私立学校规则发布，99 可能因校地、师资设备等的因素，到了不得不废止的情况。100 虽是如此，对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兴学布教应是弘法事业不可或缺的事，这从第十四条的内容也可明白。基于如此的认识，佛教青年会遂推动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其设立经费约一万圆，此中，以黄玉阶为中心的斋友（攻玉会）出资一仟柒佰元、荒井泰治氏等内地人寄附一仟柒佰元，台湾关系寺院（应是指月眉山灵泉寺、观音山凌云寺）也出了一仟柒佰元，101 其余约伍仟元则是由在台布教师向两本山申请补助。这从大正5年的宗议会议案第九号台湾佛教中学林设立费补助金支出之件可以知道。又我们从宗议会上的讨论，了解到其设立的目的，是在于怀柔教育台湾人的僧侣、斋友，进而以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再去感化教育台湾人，所以此学校不是普通日本人的学校。这也是始政20年来，总督府有感于对本岛人的教育并没有发挥多大效果的考虑下，允许曹洞宗台北别院成立台湾佛教中学林的原因。102 在宗议会上历经充分讨论之后，同意别院成立台湾佛教中学林，并补助三千圆（大正7年又追加一仟）。此中学林，于大正6年4月1日正式创校，是属三年制，第一年度招有25位学生，林长是大石坚童（1868～1934），学监是善慧师、教授则有富田禅宏、讲师有陈金福、林普树、吴传经；103 课程有修身、语学、日本历史、地理、通佛教宗义、曹洞宗的宗乘；校舍则是别院拨

　　98 同上书，页4。

　　99 《台湾教育沿革志》页990,台湾教育会编，南天书局1995年12月二刷。

　　100 《宗报》第四八○号，页94,大正5年12月15日。

　　101 《宗报》第五○三号，页59,议案三，大正6年12月1日。第四八○号，页95,议案九。

　　102 《宗报》第四八○号，页95。

　　103 《宗报》第四八七号，页1,大正6年4月1日。《传道史》页72,作大正4年创校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