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印经事业

　　佛教的印经事业

　　从民国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到一九五一年的五、六年间,所见到台湾的寺院固然很少,规模也小,想从寺院中发现藏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是使用最多的单行本佛经,乃至于早晚课诵本,都不容易请到。后来,由钱召如居士等,成立台湾印经处,又有张少齐居士等经营觉世图书公司,印行流通一些常用的佛经佛书,可以说是台湾印经事业的开端。

　　一九五七年由中华佛教文化馆的东初老人,倡印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正续两篇共一百巨册。接着又有中国佛教会及善导寺等,倡印日本的《卍续藏经》一百五十册。又有屈映光居士,倡印《中华大藏经》;佛教书局的广定法师,倡印《佛教大藏经》;新文丰的高本钊居士,倡印《卍续藏经》及《高丽大藏经》。从此,佛教的法宝,大致具备于台湾一地,而且,普及于世界各国。这是我们在离开大陆以后,局居台湾一隅,尚能感到安慰的事。只是直至目前为止,保存佛教文物法宝的功德,仍远超过使用藏经的功德。因为,印经是一回事,消化、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却尚在举步惟艰的开始阶段。

　　正因为懂得利用《大藏经》的人不多,而在印光大师所揭橥的印经十大功德的信条下,各种各样的印经会,纷纷成立。以个人或集合大众的财力,有限量的分送或大量的赠送方式,不断地印赠小本佛经、简要的佛教著作、法师的开示或居士的作品。往往只需附寄回邮,便可获得你所需要的赠书,这是相当便利的作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印书、送书的人多,写书的人少,过去人的老作品一再地被各印经处影印再影印,内容固然无损,但其印刷、装订、纸张,都非常地粗陋,甚至于到了不堪入目,使人无法产生敬意的程度。而对原著作者来说,往往一本比较有内容、可读性高的书,刚一出版,立即被人影印,这便侵损了著作的权益,而且损害了作品的尊严。这些恐怕是印赠经书的单位,所没有料想到的事吧!

　　当然,佛教的法师和居士们所写的著作,很少想到要收回版税,保留版权,乃至于提出控告的作法。而且,能将佛法广为流通,也是作者们欢喜的事。但写的人太少,而读者也不一定太多。每一个印经事业的功德主,经常都会于一个月之中,收到很多册同类型甚至完全相同的一本书。他们原来的目的,是印行之后,给需要看的人,结果书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并还烦劳他们设法转赠他人。

　　有些印经会,成捆成包地送到各寺院去,因此,我们常常可在寺院中看到大量类似的佛书。其品质通常低劣,不受人瞩目,不能引人入胜,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必须另作处理,而处理的方式,大约就是送进焚化炉烧掉。这是对于物力、人力的浪费,也是对于法宝的亵渎,看了令人伤心。

　　印经是好事,赠经是功德,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投注更多的物力和心力,来从事于印经的大事业。不过除了特别有价值,和受到普遍欢迎的佛书之外,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来写有分量、通俗化、适合于现代人需要的佛学书籍,并且要有计画,按部就班地来推广发行。

　　首先,要做需要量及需要程度的调查和估计,最好能将小规模的各种印经会集中起来,然后以区域性做统筹分配,此组织上的技巧,可比照花莲慈济功德会的作法。而品质上,则求精、求美、求专业化,若人才缺乏,必须要能适当寻求,或有计画自己培养。对经典的印赠,更要讲求纸张、印刷、装订等的高贵和庄严,如此,才能使读者在得到一本佛学的经典及著作之后,会欢喜地看,珍惜地藏,够分量地转赠亲友。

　　日本有一个佛教圣典协会,值得我们借镜。这是一个很有财力的组织,但他们只送一本书,是英日文对照的《佛教圣典》,外观精美而可读性又高。赠送的对象,包括全国的大小旅馆和饭店,置于每一个房间的写字台上,并欢迎带走,定期补充。此种作法,是仿照圣经协会印送《新约》的方式,成效显著,真是功德无量。

　　在台湾,已经有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了中文和英文对照。但若想于全省各旅社中,看到这本书,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事。这是由于印送单位,人力和财力皆不足的原因,如果我们能把许多印经会团结集合成为一个组织,共同来做这种印送佛经的工作,相信一定可以无远弗届地把我们要送的佛书,送到每个角落、每一个需要它的人手中。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人生》二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