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达摩禅

　　论达摩禅

　　(1997年)

　　戒、定、慧三学为佛学之总括,所谓“由戒入定,由定生慧”,定又处于联系戒与慧的枢纽,而禅是佛教定学之核心,太虚大师更把中国佛学的特质归为禅①。以禅为中心的佛教宗派——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独有的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达摩被尊为禅宗中土初祖,他的禅法和禅学理论在中国禅学史和中国禅宗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禅,就不能理解佛教;不了解达摩禅,就不能理解中国佛教。本文拟从达摩的事迹与传说、达摩禅的内涵和达摩禅的影响三方面对达摩禅作一初浅的评述。

　　一、达摩的事迹与传说

　　一般认为,记载达摩事迹最早的也是比较可信的典籍当推北魏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一)和唐道宣撰《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而又以后者较为详细。以后禅宗,尤其是南宗兴盛以来的灯录、传记等多带传说的成分。依此两种典籍的记载,达摩主要有以下一些事迹:菩提达摩,亦作菩提达磨,《续高僧传》记生于南印度,婆罗门种姓②;《洛阳伽蓝记》又称其为西域沙门、波斯国胡人{3}。自幼聪明颍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对禅数之学尤其精通。南朝时由海路到达宋境南越,后又从此北行至魏。在洛阳见到永宁寺建筑之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曾见洛阳所修建之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洛阳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毁于东魏天平四年(534年),达摩应在此期间游历嵩洛,其间可能曾到过邺地。达摩在游历中土的行程中,到处以禅法教人。由于达摩禅法与此前流行中土的禅法有异,时人闻所未闻,因此常常受到讥谤。抵魏后,游嵩山少林寺,在此独自修习禅定,人称壁观婆罗门。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亲近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学习禅法的真诚,以衣法相授。又将四卷《楞伽经》授予慧可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弟子还有道副、昙林。东魏天平年间(534年～537年)于洛阳示寂。《续高僧传》记“不测于终”,也有记载称遇毒身亡。

　　禅宗在中国兴盛以后,在达摩身上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传说,许多更成为禅门著名的公案。人们熟知的首先是达摩初到金陵(今南京)时与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笃信佛教,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回答这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最古的文献应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代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以《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最为完整,《碧岩录》又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广为流传,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其次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也相当著名。关于达摩晚年的事迹,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在葱岭遇见达摩,时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这就是“只履西归”的传说。

　　依上所述,关于达摩的事迹可以确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达摩为南印度人,在中国的活动行程大致是由南向北,活动的区域以洛阳为中心,活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我们之所以不认为达摩是波斯人,主要根据是从《续高僧传》所记来看,达摩所传授的禅法为当时人所不理解,即与当时流行的禅法有所不同,而达摩以前中土流行的禅法主要是安世高所传小乘安般禅,安世高乃西域僧人。达摩所传禅法与之不同,地分南北当是可以成立的因素,故认为达摩是南印度人更可信。因此达摩在中土的行程由南向北也可成立。第二,达摩所传禅法依据的经典是四卷《楞伽经》,其核心内容是“二入四行”。第三,达摩的直接弟子有道育、僧可和僧(道)副、昙林等。

　　二、达摩禅的内涵

　　记载达摩禅法的禅宗典籍很多,被作为达摩学说予以流传的著述,最著名的当推《达摩论》。《达摩论》有两种:一是唐代净觉所撰《楞伽师资记·达摩传》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达摩弟子昙林记录而传出。昙林在序文中说,是他把达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为《达摩论》;另一是达摩为坐禅僧众所撰《释楞伽要义》一卷,也名为《达摩论》。还有《少室六门集》上下两卷,包括《心经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和《血脉论》六种。其他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名《大乘法论》)等,以及朝鲜梵鱼寺所刻《禅门摄要》上下二卷,日本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所收关于达摩诸论文。这些著述的内容大致相同或近似。

　　一般认为“二入四行”是达摩禅法的核心内容。有关“二入四行”的记载,以《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最为详尽。“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忤。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4}。知所谓“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属于教的理论思考,“行入”是属于禅的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四行”指“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其要旨在于以清净本性了悟佛法以至觉悟之境。

　　“二入四行”又以“壁观”法门为中心。《续高僧传》记达摩感于道育、慧可之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5}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一《习禅篇》末评价达摩禅法:“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6}可见无论在达摩自己心目中还是在世人眼中,“壁观”确为达摩禅法之精髓。关于“壁观”的涵义,唐代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载:“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7}所谓“壁观”应指“心如墙壁”,即心静如墙,而非传说中的面壁而观。

　　达摩以《楞伽经》授人,表明该经与达摩禅法必定存在内在关联。《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也称《入楞伽经》。共有四种中文译本,最早为已佚之北凉昙无谶所译《楞伽经》,现存三种,一是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年)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又称《四卷楞伽经》、《宋译楞伽经》;二是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十卷,又称《十卷楞伽经》、《魏译楞伽经》;三是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又称《七卷楞伽经》、《唐译楞伽经》。现存三种汉译本中,实叉难陀的译本与梵本比较接近,而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则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流传最广,与禅宗的关系也最为紧密。《楞伽经》为印度佛教法相唯识系与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与禅宗相联系的主要内容当为:第一,“三界唯心”说。认为一切诸法都系“自心所见”、“自心所现”,是“自内证”。第二,“藏心自性”说。标明真妄的因缘,辨明邪正的因果,说明去妄归真的旨意及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性、八识、二无我(法无我、人无我)的道理。认为八识是阿赖耶识大海生起的波浪,阿赖耶识是“原因”和“根本识”,它是无始以来的本体。阿赖耶识也就是“如来藏”。明法身之常住,以示真妄、生灭、平等之相。全经以离名绝相的第一义心为宗。重心为本体,立证无相,乃达摩、慧可所谓“南天竺一乘宗”以《楞伽经》为其禅法经典依据的初衷。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论曰:“审其所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吕澄认为原始禅宗思想和四卷本《楞伽》密切相关,分析慧可重视《楞伽经》的原因在于经文明白解释了佛性和人心的关系这一点,并且这是受达摩谈禅提出借教悟宗的理入法门的启发所致{8}。汤用彤认为《楞伽经》虽为法相有宗典籍,但其说法,处处着眼在破除妄想,显示实相,所明实在无相之虚宗。所谓“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义{9}。

　　据上述,达摩禅法之要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菩提达摩在北魏传授的是以《楞伽经》为依据的独特大乘禅法。第一,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即“二入四行”。第二,禅法的核心理论是“壁观”,其内容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这种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观,主要是喻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舍伪(抛弃现实虚妄世界)、归真(追求超世俗的真如世界)、无自(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他(否认他人以致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执见。第三,禅法的具体实践是“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着重在于劝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佛教教义苦下功夫。“理入”与“行入”结合起来,就是达摩所传授的简易禅法。达摩禅法突出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启发信仰时不离圣教的标准,构成信仰以后教人“不随于文教”,即不再凭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其理论基础在于“如来佛性”。总之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以后禅宗“直指本心”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宗风实导缘于此。

　　三、达摩禅的影响

　　达摩在中国的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被尊为东土禅宗初祖,达摩禅法成为禅宗法统相续的心脉所在。《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慧能法嗣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肯定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一脉相承。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智炬《宝林传》以印度自迦叶传至师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此说为五代南唐泉州静、筠二师所集《祖堂集》、永明延寿《宗镜录》所继承,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和契嵩《传法正宗记》也依此记载禅宗世系,遂成为正统的禅宗传承说;在佛学理论上,达摩禅所包含的“藉教悟宗”的内容,孕育和实际形成了自由理解经典的特点;对《楞伽经》中“如来佛性”的重视,将法性与般若两系统一起来,为禅宗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达摩禅经慧可等的发展,至慧能处成为最具中国化特征的佛教宗派,“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风格不仅对佛教的影响巨大,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注:

　　②《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231页。

　　{3}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4}《高僧传合集》,第231页。

　　{5}同上书,第231页。

　　{6}同上书,第284页。

　　{7}《大正藏》卷四八,第403页。

　　{8}参见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79年。

　　{9}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9章,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