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

　　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

　　(1998年10月29日)

　　一、引言

　　公元前六到五世纪,释迦佛诞生在印度,出家成道后宣说佛法,始有佛教。世尊说法,适应根基,因地因时不同,有五乘教的建立。在大乘经典中,佛指出学佛者要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为旨趣。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即显示佛教尊重真理与仁爱和平的精神;以方便为究竟,也说明佛教为救度众生,因机因时运用各方面不同的行动,以达到济世度生的目的。因此佛陀说法,其本旨是有原则性的,但其方式是很灵活的。故佛陀的教义是实践性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理智的。例如,佛在圆寂前曾对弟子阿难说:我灭度后,凡能自作明灯皈依自己,不求其他皈依,而以真理为明灯和皈依处者(转迷成悟),即为我的首要弟子,就是切望学习的人。佛陀的遗志,重在希望弟子们能追求真理和宣扬真理。

　　印度佛教即根据佛陀自己所亲证的真理,结合印度原有文化和民间风俗而建立。其中最显著的如“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头陀苦行;以须弥山地势为主的宇宙观;六道轮回之说;密宗修持的形式等都与印度原有的哲学、修梵行者、婆罗门教及民间习俗有关系。佛陀用此说教,结合当时历史,以此种种为方便,因机因时因地而说,宣讲佛陀自证之真理(根据佛陀自证境界,此中有选择性的继承,有修正和充实)。

　　根据佛教历史学家一般的论证,佛灭度后初五百年间,为小乘佛学盛行时期。第二个五百年间,为大乘佛学兴盛时期。第三个五百年间为密宗弘传时期。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仰佛教,始将佛教传出印度境外。

　　二、历史的回顾

　　根据中国史书,如《后汉书》、《资治通鉴》及佛典《历代三宝记》等书,记载佛教于后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始由印度传入中国洛阳。但在永平以前,就有佛教早已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例如,秦始皇时室利防等赍佛经来化说、前汉霍去病讨匈奴获金人说、张骞闻有浮屠之教说、刘向校书天禄阁见有佛经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说、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说。此诸说中,如大月氏王使伊存对博士弟子秦景宪口授浮屠经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此说明确见于历史记载,较为可靠(较永平传入说,时间早六十七年)。现在是1998年,证明佛教传入中国恰已二千年,此说已成为目前佛教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后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均为中印大德翻译讲学时期。到隋唐时中国统一,文治武功兴盛,佛教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于是有各个大小乘宗派的建立。宋代以后,教义不昌,在汉土盛行禅宗和净土宗。元朝统治时期,由于元帝的提倡,密宗较为兴盛。清末民初,由于佛教学者搜集典籍,进行研究的努力,佛教各宗派又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传入中国,始终与中国文化相协调、相融合,虽有时有矛盾冲突,但不久消失,并未妨碍其发展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与佛教教义的圆融、因时因机的善巧,有利于净化国土、有利于人民大众有关。例如,魏晋时期玄学者发扬老庄学说的玄风很盛,佛教徒也研究玄学,并以兹解说佛教般若的道理(如僧肇、僧睿、慧远大师等)。中国从西汉以后就以儒教为正统。佛教的人天乘思想与儒家伦常相结合,用以治国齐家、修身养心、提高品格,这合乎儒家的五伦八德、诚意正心,与中国朝野士大夫和群众的要求一致,深受群众信仰。尽管有宋儒反对,但是宋明理学吸收了禅宗内容,实际上是外儒内佛,不离佛教。“三武一宗”之教难,一部分原因是与道教产生矛盾,但不久又恢复,佛儒道融洽相处。故中国人民的信仰历来都是提出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有的人称之为“三教一家”、“三教同源”,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其实质是中国古代文化与佛教相融合的结果。

　　隋唐建立的大乘八宗,历史学家都称已属于中国化的佛教。例如,华严宗的法界观,是贤首大师根据学习《华严经》的发挥而建立;天台宗的“一心三观”,是智者大师根据般若经典和《法华经》而创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不立文字经教而进行参悟,明心见性,废除了经教的繁琐,简捷易行,其弟子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实行农禅结合,使僧众既修行又能在劳动中自养,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相适应;净土宗善导大师提倡持名念佛,方便易行,普遍为上中下三层所接受,深入民心;其他如藏族的密乘佛教、云南傣族的上座部佛教,都与本地民族风俗习惯相适应,成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上这些都说明佛教既保持原则,又适应社会,有契机契理的灵活性。

　　三、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充实了文化内容

　　1.从文学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和流通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例如:诗歌和小说笔记、变文、戏曲、评话的创作;唐宋八大家的诗文;明清时代的《西游记》、《红楼梦》、《济公活佛》、《目连救母》等都深受佛教的影响。

　　2.就哲学范围讲:佛教的哲理,思辨深刻,具有逻辑性,如缘起、因果、性空、无我、心境不二诸论、禅定修持方法,都充实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宋明理学,其思维方式,就融合了修禅方法。

　　3.雕刻方面:有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四川大足宝顶、北山石窟,其佛菩萨、罗汉、天人、金刚等形象千姿百态,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

　　4.建筑艺术方面:遍及各地的宏伟的寺庙殿堂、巍巍的宝塔、琼楼,林木茂盛,清净庄严,增加了名山胜地的无限景色。

　　5.绘画方面:如国际知名的敦煌壁画,河南开封华严寺的法藏世界图,四川蓬溪宝梵寺的罗汉壁画,都具有特色,成为人类艺术的宝藏。历代绘画家讲求佛教空灵的意境,作画风格高尚。从吴道子到张大千,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全受佛教影响。

　　6.佛教梵呗,是佛家优美的音乐,有殊胜的旋律音韵,意境很高,引人超凡入胜,充实了音乐内容。

　　7.佛教典籍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天文、医药等方面的材料;而禅修调身,治心又治身,扩展了医理和方法。

　　(二) 充实了伦理道德的内容,维护了社会安定

　　历代高僧宣扬佛理,均以五戒十善、明因识果、止恶行善为首要。如晋代慧远大师、宋代省庵大师、明代莲池大师、近代印光大师等,均以佛教人天乘教义,结合儒家伦常之说,化导人心,做到移风易俗,淑世善民,为社会安定,为实现太平盛世起了很大作用。

　　(三) 促进了民族团结

　　中国原有五大民族,加上各地区少数民族,共有五十六个,都统一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其中西藏民族、蒙古民族、云南的傣族和白族等,都信仰佛教,结合本地区风俗习惯,过着具有佛教信仰的生活。唐朝文成公主下嫁到西藏,带去了汉族文化,使汉藏文化沟通、人民团结、边疆巩固。由于佛教文化使各种民族精神凝聚在一起,促进了民族团结。

　　(四) 增进了国际友谊

　　从历史上看,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代高僧求法译经,都增进了与中国邻近国家的友谊。晋代高僧法显到锡兰(现斯里兰卡)求法;唐玄奘法师赴印度学法十七年;鉴真法师六次东渡到日本,把中国的戒法、建筑学、医学传到日本。宋代以后赴印学法者不下百余高僧。他们出去传播了佛教真理,交流了中国文化,增进了国际友谊,维护了世界和平。这些高僧到国外,成为真正的和平使者。

　　(五) 人间佛教的现代思潮

　　自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中国佛教工作一直由赵朴初老居士领导。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以后,最初提出佛教学术化、生产化,以学术化研究发扬佛教真理,消除封建迷信;以生产化劳动自养,并为社会谋福利。建国以后一直到政策落实,中国佛协恢复工作,赵朴老又提出实现人间佛教,推进佛教“五个建设”的指导方针。人间佛教的主要思想,即是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继承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结合、学术研究、增进国际友谊。这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全国各族佛教徒,都要大力继承和发扬。近二十年来,经过全国佛教徒的努力,对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都做出了贡献。

　　四、未来展望

　　现在正是二十世纪结束、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祖国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包括宗教徒的齐心努力,推进精神文明,以实现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提倡和平,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复活和扩展,以消灭战争,使世界人民不受战争的威胁和迫害。

　　因此,我国佛教徒,应本着佛陀遗教,弘扬佛法真理,既净化自己,也净化他人,净化国土,消灭一切污染,化五浊为安乐清净的莲邦,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这是我们佛教徒应肩负的重要责任。在尊重传统和已有的成绩上,加强自身建设,继续推进人间佛教思想,实现佛教的现代化、科学化、大众化,是佛教徒的共同任务。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历史,彰往察来,继承优良传统,因时因机结合时代精神,佛教真理才能发扬光大。本此共同努力,是国家民族之幸,众生之福。

　　(本文在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宗教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