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与比较宗教学研究

　　赖品超先生撰《三一论、基督论与华严佛学》15一文，指出华严之相即相入及事事无碍等观念，是可以应用于解释基督教神学中的三一互渗，甚至有助于了解基督论中的互渗与属性相通之义理。作者从九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1、按华严的相即相入事事无碍，相即是就自体有无而言，相入是就力用有无而言；依此可如此理解父子圣灵的互渗：三位格可被为视为三事，各自有其体位而没有交换也没有混乱，却有着同一的神圣本质，三位格之力用为彻底互渗，虽有分别却不可分割。

　　2、华严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正好表达出古代教会所主张的每一（神圣）位格（皆）亲密而完全地住于其他（位格）； 也就是说，父子皆在圣灵中，子灵皆在父，而灵也皆在子中，但非三神而为一神。

　　3、按照华严一真法界事事无碍的观点，理是寓于事之中，而没有一独立脱离于事之外的理，正因如此，有学者称华严为现象圆融论、现象绝对论。 同样地，在基督教神学中，三位一体之教理，不是说在三位之外，另有一独立于三位之外的一体存在。

　　4、华严的事事无碍所讲的是一自因的世界，而基督教所相信的三一上帝也是自因，永恒而非受造，无始无终。

　　5、华严的事事无碍主张事与事之间的平等，没有价值高低的等级之分。这正好对应三一论中，父子圣灵的同尊同荣，并无等级高下；圣子虽由圣父所生，而子也是奉圣父的差遣，但不是说圣父大过圣子；圣灵也受圣父及圣子的差遣，但并不因此而小于圣父或圣子。

　　6、按华严宗的理解，事与事之间虽有因果关系，但此因果关系并非单向的、在时间之内的先因后果。这也正好对应于之父子圣灵之间，圣子为圣父所生，圣灵由圣父（及圣子）而发出，但这是一永恒而非在时间之内的关系，没有一时子不存在，而父也是没有一时没有子。相反，若将父子或因果的关系放入时间的脉络来考虑，很容易会得出，父或因是比子或果更早存在，容易出现亚流派异端的误解。华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正是提出此非时间性的互为因果，若用于三一论，就正好避免了亚流派的陷阱。

　　7、华严之论相即，不单指静态的有同一本质，也是基于动态的互倚互入。若依此而理解父子圣灵之间的相即，这不单指三位格有同一的神圣本质，也可以是指动态的，父子圣灵的各自将己等同于他者；子虚己并以父旨为己旨，父则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圣灵更是将己隐藏以荣耀父与子；父乃子之父，子乃父之子，圣灵乃父的灵也是子的灵，父子圣灵三者互相彰显、互相荣耀。

　　8、由华严的事事无碍与相即相入的角度看，基督神人二性是可以共存同一位格而无碍。二性之间有某种的相即，不是说人性等于神性，而是圣子在道成肉身中取了人的样式，这可说是神圣的道或神性主动虚己并认同于人性，而在二性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结合中，人性没有自己的体位而是认同于神性。正因有此结合，因而有属性相通的相即，就是那些原本用来指称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也可用来指称其人性。换言之，我们不能在不认识他的人性下去认识他的神性，反过来亦然。

　　9、华严宗以有力无力来了解相入，这似乎有助于了解，为何在二性的联合中，耶稣基督的既有力也无力的情况，就是有时大有能力行神迹，但有时却似软弱无力，有饥饿、困倦以至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挣扎。

　　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华严视角观照基督教、以华严义理解析基督教理的范例，显示了两种宗教和哲学体系互相阐释的可能。作者的阐释颇具前卫性，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开阔的研究领域。

　　杨维中先生撰《论华严宗的染净善恶观与妄尽还源的修行路径》16一文，认为以“性起”说为根基的华严宗，便于解释净法的生起而拙于说明染法的存在。为弥补此拙，华严诸师以“三性同异”和“染净缘起”结合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染净、真妄之生成转换系统。这一系统就是华严学的“真妄交彻”学说。将依真起妄和称性而起两种解决妄染生起与还灭的要旨，落实于修行解脱论上就形成了“妄尽还源”的证悟法门，而将心调适于华严境界之上就有可能证得华严三昧。该文详细解析了三性同异与染净缘起、真妄交彻与性具善恶、心体心用与迷染悟净各自的理论来源、意义及其内在关系，清理出一条以妄尽还源而达于华严三昧的理路，思致精微，名相的考辨与梳理深微而缜密，显示了对华严诸祖理论体系的透彻了解。

　　王仲尧先生撰《论南北朝地论师的判教思想》17一文指出，现存文献对地论师南北二道分歧的历史渊源与关键以及门户传承等问题所记不清晰。近代以来，学术界虽多曾探讨，但也未说清楚。此文从二道的判教结构和有关思想出发，认为南道判教是将《涅槃》、《华严》二经共同置于最高地位。北道判教则将《华严》置于《涅槃》之上。双方分歧的焦点，是佛性当有还是现有。南道持“真性缘起”，有强调理性主义，突出主体意识和义理思辨的倾向。北道持“法界缘起”，较偏重实践。（按：这种观点似乎与刘孟骧先生在《华严宗温和形而上学佛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的观点刚好相反，刘文认为：“自从地论南北派分道扬镳以来，地论北派始则与摄论派汇合，终则由玄奘大师的卓绝努力，形成拥有庞大理论体系及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宗派。此间地论南派经过杜顺对《华严经》思想的创新，智俨的丰富，到法藏又转而全面回应法相宗的挑战，吸收之，改造之，终于令华严蔚然壮大为一大宗派，其影响远远超过法相宗。”）

　　地论师判教对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的几种思潮皆有所涉及，其判教的基本方法是对各种现实存在的学说思潮进行认识和分析，在批判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会通。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判教结构的不完整或不均衡性，判教的内容与整个佛教发展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割裂。但其主体意识和批判锋芒，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特色，故仍有重要价值。 该文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上述三文提供了一个有关《华严经》之宗教研究的有益尝试，赖文的比较宗教研究尤具特色。但是我们认为，从宏观视角而言，迄今为止有关《华严经》的宗教阐释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其可能空间，这一方向仍有广阔的伸展余地。

　　（四）华严教主及诸祖研究

　　方立天先生著《法藏评传》18一书，对华严宗的实际创宗者法藏作了全面述评。该书共立九章：一代华严大师；创立华严宗；五教十宗；三性同异与因门六义；六相圆融与十玄无碍；一切唯心造；三种观照方法；修行成佛；源远流长。全面而深刻的展示了法藏的生平、学术与修行成就，重点放在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上，由于作者自身深厚的哲学修养，故此对法藏学术思想的评述尤见功夫，作者认为，由法藏实际创立的华严宗思想代表了大乘佛教哲学的最高成就，这与方东美先生的意见不谋而合。该文也为探索华严诸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某种写作范例。

　　李富华先生撰《〈华严经〉与普贤菩萨思想》19一文，该文以八十《华严》为主要依据，对《华严经》中关于普贤菩萨的思想进行探究，认为贯穿全经的是以“普贤行”、“普贤行愿”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修行的理论和步骤，普贤菩萨的思想在《华严经》中得到了最充分也是最完美的表述。作者指出，虽然《华严经》中关于普贤菩萨的具体形象描绘不是那么真切，然而其形幻而神真，从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大乘菩萨的功能境界：其一，普贤菩萨是与三世诸佛等身的诸菩萨之首；其二，普贤菩萨是佛法的化身，是代表佛宣说大乘佛法并指引众生成就佛果的大菩萨；其三，普贤行愿是大乘菩萨修行的集中体现。

　　李蓉撰《澄观的生平及其思想》20一文，考察了历唐代九朝（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的华严宗四祖澄观一生的行藏及其思想倾向。澄观对华严三祖法藏提出的“四法界”说加以系统整理，不过，澄观自己在观法上偏重理智圆融，更接近于中观之学，与法藏侧重于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有所不同。他批判分析了慧苑的“双重十玄”，恢复了法藏《探玄记》“十玄”的原说。在“禅教一致”、“禅教兼修”方面，澄观比华严宗前三祖走得更远，其思想融合三论、天台、南禅、北禅于一炉，博大精深，圆融无碍。

　　肖雨先生撰《五台山最早的华严论师灵辨》21一文，该文描述了晋译《华严》诞生后，在北朝的传播和研习状况，详细解析了五台山清凉寺圣僧灵辨的百卷《华严经论》残卷中有关《如来光明觉品》的部分，指出灵辨法师以“十种智力”为纲，五十二个问题为目，细致入微层层深入地论释了《如来光明觉品》的义理，启发了众生学佛的信心。虽然灵辨法师这部巨著较法业的《华严旨归》、玄畅的《华严经释疏》稍晚，但较其未遑曲尽、仅标举大致的《旨归》和不详卷数的《释疏》看来，确是纲举目张、细致入微、卷秩颇大的巨著，是五台山僧人对佛学的一大贡献。

　　上述四文均属个案研究，虽其各具深度，但毫无疑问，有关华严三圣，华严诸祖，以及历代各大华严注家的研究都有待学人的进一步开掘。

　　（五）文学研究

　　刘纲纪先生撰《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22一文，就华严宗对王维艺术创作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作者另有《唐代华严宗与美学》（《东方丛刊》1992年第2辑。）一文，笔者手头目前没有此文，据作者转述此文意旨：华严宗是一种很富艺术意味的宗教，它对盛唐美学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代佛学诸宗派中，对文艺与美学发生了最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宗派是华严宗和禅宗，而不仅仅是禅宗。就两者所发生的影响来看，盛唐美学精神主要是受华严宗影响，到了中晚唐，禅宗才上升至主导地位。至宋，禅宗影响又进一步扩大，但与华严宗相联的美学精神却消失于无形了。就唐代而论，应以华严说盛唐，以禅说中晚唐，并注意两者的联系与转变。王维生活于盛唐，但经历了天宝之乱，所以又具有由盛唐转入中唐的特点，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作者指出，从佛学义理来看，对于王维影响最深的，先是华严宗，后是禅宗（南派）。他29岁左右拜长安大荐福寺华严宗禅师道光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后又结交了南禅著名人物神会，受其请而作《能禅师碑》，这是唐代著名文人第一次为南派禅宗的真正创立者慧能写碑。总的而论，王维在佛学义理上，由华严而南禅，两者有前期后期之分，但又是兼容的，这对他的诗歌创造有很大影响。他大量的诗不是以诗说佛理，而是通过对人生、社会、自然的丰富、生动的审美感受的描绘，抒写他对佛理的深刻体验，真正把佛理化为诗境，并找到了与之契合无间的高度艺术的形式，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创造。

　　作者历叙了皎然、司空图、严羽、王士祯的诗论，指出了他们论王诗时的偏失，没有注意到华严宗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作者认为，佛家精神的超越性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绝言绝虑的“空”、“静”之境，而在古今诗人中，王维正是最善于表现这种“空”、“静”境界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对“空且静”的追求是佛学审美境界的重大特色，但主要是与禅宗相联。华严宗虽然也与禅宗一样世界是由“心”所生的空幻的存在，但它强调“空不绝有”，认为世界虽如幻影，但仍然充满着声、光、色、香、味，美丽生动。而王维兼有华严宗和禅宗思想，所以在他的诗中，既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石》）这样明显有禅宗冷寂凄清之感的诗句，同时也有更多的诗在“空且静”中仍然显出美丽的色相和蓬勃的生机。这是王维所创造的佛家审美境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和优点，它说明王维究竟是受过华严宗长期影响的盛唐诗人，不像中晚唐不少表现禅境的诗人那样，一味追求冷寂凄清的意味。其所达到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艺术成就与华严“空海澄波，万象宛然”、“重重无尽，圆融无碍”之境十分相合，是一种既十分真切、又具有高度审美超越性的描绘。作者将哲人的深度与艺术的审美眼光结合于历史真实之中，发掘出《华严经》对唐代文学的潜在影响，表明了一种深刻的洞见，值得人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侯传文先生撰《〈华严经〉与中印启悟文学母题》23一文，该文以四十《华严》为工作底本，认为该经所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不同于以抽象和繁琐教条为主的一般佛经，而具有启悟小说的性质。《华严经》作为启悟小说主要具备了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求道的主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直至悟入佛的圆融妙境，显示了对于道的执著追求；其次它表现了由启而悟的叙述程式。《华严经》中作为序幕的佛陀法会表现了“明道”的形势；文殊说法善财发愿则表现了求道动机和起始形势；文殊教导善财，指引他参访善知识，表现了引导传授的形势；善财经过周游参访之后再度回到文殊身边时，已境界大增，这种转益多师，辗转增胜也是启悟的基本形势；最终善财通过无限慈悲的普贤行愿，进入普贤道场，体验“一身充满一切世界”的法界实相，以悟道形势完成启悟文学的叙述程式；第三，《华严经》塑造了求道者形象。善财作为求道者形象具有鲜明的求道意识、好学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他的立愿、行为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这使《华严经》的启悟文学母题得以具体化、形象化、成熟化，作品以求道、悟道为核心，善财求道获得圆满结果的同时，启悟文学诸要素也得到圆满的体现。

　　作者认为，古代印度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玄想精神和人生探求热情，这为启悟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启悟母题早在印度的两大史诗即《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即有充分表现，而佛教的《本事》、《神通游戏》以及马鸣的《佛所行赞》和《舍利弗传》等更具启悟性质。《华严经》即于此语境中产生，它既继承了佛教文学的传统，又从其他宗教典籍中汲取了营养，因而表现出新的特点。在善财所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中，有佛教的大菩萨，有普通的比丘比丘尼，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又有世俗的国王、长者、法师、工匠，还有外道婆罗门以及天神、地神、夜神等民间信仰的神灵。这就打破了佛教与外道的界限，从而体现理事无碍、事事圆融的世界观。作者站在大乘佛教立场上，融汇各种信仰，表现了宏通开阔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其二是作品的虚构性。《华严经》无论是整体宏观构思还是具体细节描述都是想象创造的，这种虚构性使它超越了传记文学的局限，成为一部真正的启悟文学作品；其三是以散文为主的长篇叙述方式。该经文体韵散结合而以散文为主，与史诗相比，它的散文叙述显得更自然更富有活力。与一般佛经相比，它以叙事为主而从“说经”中脱离出来，从而为长篇散文叙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华严经》是印度启悟文学发展的高峰。

　　作者由此想到了中国的启悟文学，认为我国的启悟文学发展有两条线索，都与佛教有关。其一是僧传文学。如梁慧皎的《高僧传》，宋普济的《五灯会元》等。这些僧传记录了僧人的求道经历，赞扬了他们的求道热情，具有启悟文学的特点，但它们一方面叙述简略，不能展开情节；另一方面没有跳出历史的框子，不能虚构，因此作为启悟文学有其局限性；其二是由讲唱佛经发展起来的通俗说唱文学。唐代盛行的讲经变文及其后出现的宝卷、弹词等所开创的长篇叙事文学形式为中国启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僧传文学和通俗说唱文学形式的结合，使中国启悟文学发生了飞跃。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经过多次演变，最后经明末吴承恩的创造性加工，完成了举世瞩目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作为中国启悟文学的代表作——《西游记》，包含了三重启悟母题：第一重是唐僧取经故事原有的。小说虽然删掉了玄奘生平中的国内游学和国外参访等启悟性质的内容，但增添了观音菩萨不断现身指引等神话情节，因而保持了作品的启悟文学性质；第二重是度化情节所包容的。唐僧的几个徒弟以前都是妖怪，经观音点化，保唐僧取经，历尽磨难，终成正果；第三重体现在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

　　作者认为，《西游记》与《华严经》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唐僧发愿西天取经与善财童子发菩提心一样表现了求道精神。特别在叙述模式上，取经的八十一难与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在构思、设计、编排、叙述上都有惊人的一致。难与难、参与参之间又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形成多样的统一。

　　该文基于深厚的中印文学修养，旁征博引，在文学、史学、人类学等各学科之间跨越自如，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有关中印启悟文学的观点，是从文学视角解读华严的重大创获。该文后被收入其专著《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中。

　　吴言生先生撰《华严帝网印禅心》24一文，认为《华严经》蕴含着深邃灵动的禅悟思维。

　　以《华严经》作为宗经的华严宗，构建起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无碍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圆融境为根本特征。圆融既是华严的至境，也是禅的至境。华严的圆融境对禅诗、禅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禅宗诗歌的理事圆融境、事事无碍、现量直观境。表达圆融境的禅诗彰显出重重无尽、圆融谐和的美感特质。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具体探讨《华严经》、华严宗的禅悟思维对禅诗、禅思的影响，对构建21世纪的中国禅诗研究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此文于此正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

　　上述三文暗示了对《华严经》进行文学把握的广阔前景，论文本身无疑也是十分成功的。但是，此三文却共同忽视了同一个问题，即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华严经》文本本身之文学性的探讨。事实上，从审美的视角看，《华严经》是极美的文学，经中对宇宙、生命、佛菩萨神通境界的描绘显示了灵动飞越、不可思议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具有一种冲决和撕裂小我，让狭隘的心灵在毁灭的刹那间洞见本真的神奇力量。表明《华严经》的文学之美具有净化灵魂、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之功用。而我们对此显然研究不够。

　　（六）教育学研究

　　沉立先生撰《中国佛教〈华严经〉的终生学习观》25一文，围绕《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行愿第八愿——常随佛学、《净行品》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结合华严宗与中国佛教其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总结与论述华严终生学习观，进而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终生学习理念。根据对“常随佛学”的理解，作者从其中总结出了“无限双螺旋学教对称”与“深入到意识流的微观终生学习”模式；依据《净行品》140种来源于日常生活而扩及于众生幸福的愿心，作者指出这是一种基于行为矫正的学习化生活；而根据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作者又从学习的心理基础、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对于老师的选择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而《华严经》中包含了十分积极健康的生命观、生活观、学习观。如何将这些积极健康的因素化入我们的生活实践，以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信仰与价值观，正是现时代的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该文对此作了有效的尝试。

二、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前景

　　综上所述，笔者就目前所掌握的不完全的文献资料作此梳理，五十年来的《华严经》研究显示了上述六个方向，每个方向上的研究论文虽不多，却都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学理品格，有的论文其哲学水准及其跨文化的阐释方式（如方东美、赖品超等先生的论文）甚至可作为范本启示后人。但是，问题也恰恰因为这些研究论文（专著）的启示而来。我们认为，根据上述文献资料所隐含、所暗示的可能深度和广度，目前的《华严经》研究远没有将这种可能充分发挥的空间。

　　（一）在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方向上，《华严经》究竟于何时何地集结？能否找到确凿的证据？是谁将众多单品经整合成为如此完整连贯的体系？或者真如龙树所说曾有十万偈四十八品流传印度，然则其余的九品五万五千偈今在何处等等。这是就华严完本而来的问题。此外，笔者觉得，在华严体系的文本文献方面亦有很多工作要做，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华严经集解》，有必要将历代祖师大德的注、疏、论搜集完备，进行集中整理疏通，编一部集解式的华严文献；《大藏经》中所录日本历代高僧和学者研究《华严经》和华严宗的文献历来被我们所忽略，有必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二）在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方向上，《华严经》和华严宗作为东方智慧体系彰显了典型的东方思维特征，故与西方哲学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华严的各大范畴是如何提出和确立的？为什么华严哲学体系经五祖的推动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即不再发展？排除外部政治因素之后，其间有没有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本身的原因？

　　（三）在宗教和比较宗教学研究方向上，笔者认为，作为佛教纲领的《华严经》和基督教纲领的《圣经》其宗旨、教义、体系结构、传播与影响的比较研究是尚未起步的工作，应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这绝对是一件极富意义的学术研究。华严阐释和《圣经》阐释是最能引人深思的问题，华严阐释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华严五祖的卓越努力已将其推向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对后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圣经》阐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随历史的演进在新的语境下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华严经》事实上也具备这种特征，只是由于政治、历史和许多人为的因素搁置了华严的阐释，在新的语境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开始这项工作。

　　（四）在华严教主及华严诸祖的研究方向上，已如前所述，诸祖的传记及其各自对《华严经》研究的独特贡献尚待深入探讨。

　　（五）文学：《华严经》神话式的描写，以及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境界极大地激发了晋以来中国人的想像力，对后世的诗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已开始，但流传于民间的数不胜数的《华严经》感应故事是不可多得的民间文学素材，而我们的研究尚为空白。

　　（六）教育学：十年浩劫以后，有必要进行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在我们的同情心、怜悯心、公德心以及正义感随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益凋落的时代，在人心涣散、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已显得尤为迫切，否则，我们将无从达成自我拯救。因此，《华严经》的教育学研究应结合宗教学研究、结合国民的信仰真空和道德困境深入展开，重建国民的价值世界，教育学研究的目的方才达成。

　　（七）此外，上述六个方向也没有能够包含华严研究可能展开的全部方向，我们尚须从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美学方面展开研究。

　　华严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昭示了研究的广阔前景，如果把上述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一 一理清，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华严研究必将获得质的飞跃。在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在文化多元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已成为共识的当代，华严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其中，从西方本体论诠释学的视角观照《华严经》文本和华严诸祖的文本阐释策略、然后从华严视角观照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体系，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思考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互相启发与资鉴，是在这个全球化语境下相对而言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期待着各界学人的参与，以期将华严研究引入全球化视野，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重新唤起《华严经》圆融无碍、海纳百川的内在活力。

　　〔1〕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魏道儒：《〈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开端》，载《佛学研究》1995年。

　　〔3〕魏道儒：《东晋南北朝华严学的发展趋向》，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4〕吕赝：《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

　　〔5〕真禅：《〈华严经〉与华严宗》，海玉佛寺法物流通处。

　　〔6〕启明：《〈华严经〉及其宗派的成立》，载《闽南佛学》2003年第2辑，岳麓书社2003年版。

　　〔7〕方东美：《以西方方法学的“关系逻辑”来透视杜顺大师的法界观》，载《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该文最初由方先生于1976年4月15日讲于台湾辅仁大学，后由录音整理发表。〔8〕方立天：《华严宗的现象圆融论》，载《文史哲》1999年第1期。

　　〔9〕汤一介：《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夏之卷。

　　〔10〕杨政河：《华严哲学研究》，台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年版。

　　〔11〕刘孟骧：《华严宗温和形而上学佛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版。

　　〔12〕邱高兴：《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载《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

　　〔13〕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宜宾学院图书馆：《试论唐君毅“心灵境界说”对华严佛法的融契和阐扬》，载湖北省黄石市佛教协会主办的佛教报纸《觉有情》，2005年6月28日。〔14〕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赖品超：《三一论、基督论与华严佛学》，载《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16〕杨维中：《论华严宗的染净善恶观与妄尽还源的修行路径》，载《闽南佛学》2002年第1辑。

　　〔17〕王仲尧：《论南北朝地论师的判教思想》，载《佛学研究》1999年。

　　〔1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19〕李富华：《〈华严经〉与普贤菩萨思想》，载《佛学研究》1999年版。

　　〔20〕李蓉：《澄观的生平及其思想》，载《佛学研究》2002年版。

　　〔21〕肖雨：《五台山最早的华严论师灵辨》，载《五台山研究》2001年第2期。

　　〔22〕刘纲纪：《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载《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侯传文：《〈华严经〉与中印启悟文学母题》，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

　　〔24〕吴言生：《华严帝网印禅心》，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

　　〔25〕沉立：《中国佛教〈华严经〉的终生学习观》，载《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