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与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当年五祖弘忍门下，可谓人才济济，堪为人师者，有“十大弟子”之说。据《楞伽师资记》引用玄赜《楞伽人法志》的记载说：弘忍圆寂之前二日，亲语玄赜曰：“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这十个人，据说就是上座神秀、韶州（广东新兴）慧能、资州（四川资阳）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华州惠藏、随州玄约、嵩山老安、潞州法如、扬州高丽僧智德和越州（浙江绍兴）义方。这些弟子分头弘化，以长江沿岸的大别山为中心，将禅宗东山法门扩充到北至长安，西至剑南，东至越州，南至广州的全国各地，一时大江南北，禅风高扬。

　　而在此十人中，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当数慧能和神秀。两人虽然是同一师承，但所传禅法却不尽相同。慧能在南方，其禅法宗《般若》为顿门；神秀在北方，其禅法宗《楞伽》为渐门，世称“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后来南禅北移，其方法更为简便，使神秀在北方的禅法逐渐失势，南禅遂进而形成一统的天下。

　　慧能（638—713），岭南新州人。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家境贫寒，只能靠上山打柴和帮人做零活维持生计。一日，慧能上街卖柴，有人买了他的柴，叫他把柴送到旅店。在旅店门口，慧能听到有人诵《金刚经》，似有所悟，久久不肯离去。当他得知五祖弘忍禅师在蕲州黄梅冯茂山传法时，就产生了北上求法的念头。他33岁时，取道韶州曹溪（今韶关）北上求法，一路风尘仆仆，直奔黄梅五祖道场而来。弘忍初次见到他，便问：“你从哪儿来？”

　　慧能答：“从岭南来。”

　　弘忍问：“你到这里想干什么？”

　　慧能答：“不求别事，只求作佛。”

　　弘忍说：“你这个獦獠，又是岭南人，怎么能够成佛呢？”

　　慧能答：“人虽然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我这个獦獠，形象上虽然与和尚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

　　五祖听了，知道慧能上根利智，非同常人，对这个“卖柴娃”颇为赞赏，遂安排他到碓坊舂米。

　　舂米是一桩苦差事，慧能生得矮小，体重不够，为了踏碓，他不得不在腰间拴上一块石头增加重量，昼夜不停，勤勤恳恳地干了八个月。

　　一日，弘忍把大众召集到一起，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我已经老了，当选一名接法人，以确保祖师的法脉不断。佛法不可思议，贵在实证，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记住了我所说的法语，就算了事。你们各自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写一首偈子给我看看，如果有人契悟了佛意，我就把法衣传付给他，立他为六祖。”

　　当时，五祖门下，以神秀上座最为出色。他是教授师，兼通内外之学，经常为大众讲经说法，并且得到了五祖的器重和众人的敬仰。他作了一首偈子，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写在廊壁上：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次日清晨，弘忍看见此偈，知是神秀所作。这首偈子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依此修行，还是可以获大利益，免堕恶道。故弘忍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对这首偈子大加赞叹，并且要求大众焚香读诵此偈，依偈而修。但私下里，五祖还是告诉神秀：“你这首偈子，还没有明心见性，见地还不到位，还在门外。如此见解，欲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于当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中觅取。”并吩咐他再作一偈。

　　一日，慧能正在碓坊舂米，听到外边有人在诵神秀之偈，便上前打听，方得知此事。当时，江州别驾（相当于现在的副州长）张日用正好在旁，慧能说：“我也有一首偈子，请别驾为我写上。”于是慧能念偈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张日用帮他写在壁上，大众看后，无不惊愕！弘忍担心有人会对慧能不利，就把这首偈子抹掉了，还说：“亦未见性。”大家听后，也就不以为意了。

　　次日，弘忍私下来到碓坊，见慧能腰间系着石头舂米，便说：“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就应当像你这个样子。”并问：“米舂熟了吗？”慧能回答：“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弘忍便用拄杖在碓头上敲了三下离开了。慧能是何等灵醒之人，马上领会了弘忍的意思，于当天晚上三更的时候，偷偷地来到丈室。弘忍用袈裟将慧能围起来，给他讲解《金刚经》。当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豁然大悟，一连说了五个“何期”，以表达自己悟道时的惊喜和见地：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弘忍知道慧能已经大悟，便将顿教法门以及祖师衣钵传付给他。

　　在慧能之前，禅宗一直是单传。自慧能以后，禅宗很快在大江南北盛传开来，并形成了“一花五叶”的繁荣局面。在佛教史上，中土人士的著述被称之为“经”的，只有慧能禅师一人。

　　神秀（606—706），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尉氏县），13岁出家，20岁在东都天宫寺受戒，是一位极博学的僧人。史书称他：“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说通训诂，音参吴晋。”神秀50岁时到东山寺参礼弘忍，“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于是涕辞而去，退藏于密。仪凤中，始隶玉泉（寺），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将老焉。’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见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直到弘忍入灭后，才到当阳玉泉度门寺弘法，使该寺成为中原禅法重镇。“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神秀虽然在玉泉寺出家，却不住在寺内，而是在寺外十几里的岩石上结草为庵，可见其修行精进。后人记载神秀“年过九十，开室岩居……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云集雾委，虚往实归”。当时的神秀，已经名满天下。

　　神秀的禅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心论》中。弘忍的“守本真心”，以妄心不起，真心不失为解脱。神秀继承了这一理论，他从“一切善恶，皆由心发”出发，强调观心的重要性，认为心既是“众善之源”，也是“万恶之主”，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法俱备。

　　神秀认为，心有“净心”和“染心”两种差别。若随染造恶，则沉沦三界，受种种苦；若观心修行，除染还净，了悟本觉真心，即得解脱。根据这一理论，他进而提出，观心的根本要求就是摄心守净，去恶离染。神秀把贪嗔痴三毒视为种种烦恼和邪恶的根本，把依六根而起的六识视为损真如体的“六贼”。求解脱者，就是除三毒，净六根，以除一切苦，这也是修行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

　　神秀把观心和念佛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口诵”和“心念”的不同，认为“在口曰诵，在心曰念”。诵在口中，执著音声之相，是邪念；念在于心，念从心起，了知自心清净，才是正念。只有“正念”才能达到妄想并除，常守本觉的观心要求，最终实现解脱。

　　神秀反对在修行活动中“修伽蓝，铸形象，烧香，燃长明灯”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求佛之道，认为“若不内行，唯只外求”是不可能达到解脱的。在这点上，他与慧能是一致的。

　　神秀在弘忍的众多弟子中，是仅次于慧能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学问高深，还深得皇室宠幸。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临朝执政，六年后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里，由一位女性来当皇帝，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难以服众。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牝鸡司晨”是不吉利的，而此时有人发现，佛教《大云经》中，曾讲到一位净光天女为弥勒佛转世，将要成为女王，天下人为之崇拜归顺，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他们认为这位净光天女就暗喻武则天。武氏闻之，大喜过望，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而大加宣传。她当上皇帝后，认为佛教经典为其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功不可没，遂一改李唐皇室“道在前，佛在后”的传统，高扬佛法，抑制道教。为了深入推行以佛治国的思想，她遍请天下高僧到宫中奉养，借以提高她在僧俗两界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神秀被请入洛阳宫中。武则天对神秀非常礼遇，入皇宫时，武则天亲行跪礼。《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云：“趺座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仰佛日之再中，庆优昙之一现。”可见皇帝对他圣眷之隆。

　　神秀人品光明磊落，心量广大，虽然慧能后来居上，得了本该属于他的六祖衣钵，但他并未对慧能有什么成见和嫉妒心，反而推崇备至。他后来荣升“两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国师”，成了武则天的座上宾，“亲加跪礼……时时问道”，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这时，他要在武则天耳边“打点小报告”、“下点烂药”，慧能还能活得成吗？但是，神秀不仅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一再向武则天推荐慧能，赞扬他比自己更有“道行”。这恐怕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武则天听了神秀的推荐，专门派人去岭南恭请慧能上京。虽然慧能托病婉辞，但还是可见神秀的一片好意。唐中宗李显即位后，神秀再次向他推荐慧能，并诚挚地告诉中宗：只有慧能才是五祖弘忍密授法衣的嫡传弟子，其顿悟学说已为天下僧众所接受。由此可见，神秀起码是一个襟怀坦白，正直无私，“对事不对人”的光明磊落的和尚。历史应该这样评价他，才是公允的。

　　神龙二年（706），年届百岁的神秀示寂，长安城“送葬僧俗，数逾十万”。朝廷追谥为“大通禅师”，并为他建三座大寺，以示纪念。当时的宰相、唐代最具名望的散文家张说（667—730）为其撰写了碑文，备极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