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漠绿洲中盛开之花——华严经

　　沙漠之绿洲——于阗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县，为南接昆仑山脉之城镇。公元一九一三年时，称为于阗县；公元一九五九改为和田县。此即沙漠之绿洲——昔时之于阗。

　　和田县，为包括自昆仑山系北流之白玉河与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绿洲。因白玉河盛产白玉、黑玉河盛产黑玉而闻名。自河床所采收之玉，古来即为于阗之特产，西向至伊朗、伊拉克，东向则中国，为重要之贸易品。因贸易而令于阗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绢布，以及饰样华丽之地毯、褥垫等，颇受各国珍视。

　　于阗因位于东西贸易之要地而繁荣，更因吸收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独特之文化。伊朗系之琐罗亚期德教于此盛行，佛教亦传入，且建有佛寺。

　　据《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载，於于阗，人民亦重视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于六齐日时，必躬自洒扫，以谷物、果物供奉于祭坛。

　　于城南五十里处，有寺院名赞摩寺。即昔时罗汉比丘卢旃(毗芦舍那罗汉)为王塑造盆浮图之所。又佛足石上，明显的留有佛两足之迹。

　　于阗西向五百里处，有比摩寺、相传为老子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场。

　　如此盛传佛教之于阗国之废墟，现今于和田县城之南方约二十五公里处，有其古城之遗址，此即史书所谓之「西城」。遗址中残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筑用墙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约六公尺余，周围约六十公尺，四周散置无数泥塑之残片。石塔附近有房舍之遗址，为流砂所覆盖盖。此处曾发现泥塑之佛像头，可知此房舍为寺院之遗址。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曾于此寺院遗址中发现汉代「钱」之贮藏所，据称曾出土五铢钱(汉代钱之名称)九十余枚。

　　此寺院究竟为何名称？据称测，或为《法显传》所云瞿摩帝(Gomati)大寺。

　　绚烂一时之寺院与行像

　　老法显为求残欠之律藏，自长安出发之时为晋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一说公元四○○年)，恰于鸠摩罗什抵长安之前，亦为《华严经》之译者佛驮跋陀罗(觉贤)长安安之前七、八年。

　　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嵬等，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现在甘肃省西宁，至张掖，又经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楼兰)。此国约有僧四千余人，为一佛教国，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显一行于此逗留约一个月，即向西北前进，约行十五日，至乌夷国(焉耆回族自治县)。乌夷亦为小乘佛教国，有僧四千余人。自此再经一个月又五天之行程，始达于阗。

　　依法显之记载，可获知公元四○○年前后于阗佛教之状况。于阗国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约数万名僧侣，研学大乘佛教。为约大于鄯善、乌夷等国十倍之大佛教国。每户人家门前皆立一小塔，虽为小塔，其高约二丈余。

　　此国中，为接待旅游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当国王得知法显一行将至时，特敕留于瞿摩帝寺，此寺为大乘之寺，约住三千名僧侣。食堂中之威仪，皆依戒律行事，人众虽多，却寂静无声，法显亦颇为惊叹。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发向竭叉国前进，法显为观此国之佛教仪礼——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谓行像，即将佛像安置于装饰华丽之花车上，游行于市区，供人瞻仰。此为佛诞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国，均以四月八日为中心而举行之。

　　于阗国有十四所大伽蓝，自四月一日起，即清扫道路、张灯装饰，并于城门上悬挂饰幕以为庄严。国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学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国王之尊敬，故于行像仪式时，均列队缓步于列之前。

　　行像之车辆，于城外三、四里处装置，其车为四辆车，饰有高约三丈余之御殿，七宝庄严，幢幡为饰。佛像立于车中，两旁为菩萨像，以金银装饰而成之飞天像，则悬挂于半空中。

　　行像之车抵城门约进步前时，国王即卸去王冠，着新衣，在裸足、捧香华之侍者随从下，出城门迎接佛像，国王顶礼佛足，为佛像散华、烧香。

　　当佛像抵城门时，于门楼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纷纷散花供养。

　　于阗计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结束时，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间，于阗城内皆为庆祝释迦佛之降诞而欢愉。

　　《法显传》中，又记载着于阗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于城西七、八里处。自创立以来，已有八十年历史。据云，系历三位国王之经营始完成。佛塔高约十五丈，堪称为一大塔。塔之建筑，以金银为主，并饰以众宝。佛塔之后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涂之。其间亦有装饰严丽之僧房。五世纪初，于阗之寺院，其堂皇、庄严，于此不难窥知。

　　向流沙去之法领与渡海而来之觉贤

　　於于阗佛教全盛之时，有一汉族之求法者朝于阗而来，其名为支法领。支法领至于阗时，曾因于阗之大乘佛教兴盛，以及大伽蓝耸立兴叹不已。支领自汉地至于阗，乃为求大乘经典而来。于国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养大乘经典。

　　支法领於于阗滞留时，风闻一重要情报，即于阗国东南三十里处，有险峻之高山，其中秘藏无数大乘经典，由国家派人守护，且严禁持出国境。

　　支法领得知此事，即恳请于国王，请将《华严经》让其持往中国流传。国王感于支法领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请。支法领遂将《华严经》之前分三万六千偈之梵本持归长安。

　　此外，与法显同时出发，向印度求法之智严，迢迢抵达罽宾国。于罽宾国见到僧侣们戒律严谨之清净生活，衷心颇有感受，心想：中国之僧侣，有求道之意志，但却无真正指导之师，因此，于佛道乏人悟得。于是，智严即遍求罽宾僧侣，至东土教化。

　　时人告言「有佛驮跋陀罗(觉贤)者，生于天竺耶呵利城，姓释氏，代代崇佛。八岁出家，承佛大先禅师授禅法，现游化于此。」智严闻言，即确知此人乃弘禅、律于中国之人选。

　　佛驮跋陀罗者，即中国人所谓「觉贤」，此后，即以觉称之。

　　佛驮跋陀罗智承智严之恳请，遂决心远赴汉土，且决定不经丝路，改由海路至中国。

　　翻越葱岭以外，自印度经陆路至中国，有二种路线：一即经由喜马拉雅山脉，即现今之尼泊尔，再横断经西藏，通过青海省，抵达兰州，再至长安。一即经过缅甸，自云南入四川，再经长安而洛阳。此中，不论何路，均需攀爬雪山(万年积雪之高峰)，因此，觉贤决意不行此路。

　　觉贤沿恒河南下，于恒河口附近登船。想觉贤当时所行之路，定为通商之道路。觉贤渡过缅甸，经由泰国，达东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岛而至河内、番愚(广州)。《高僧传》载其自交趾上陆，其意或谓沿途中之港口，或于缅甸南部上陆，横断印度支那半岛而达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国。

　　自交趾出发后，觉贤充分地发挥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岛附近，觉贤告知船宜于此停泊。然船主却以客船顺风难值，乃随风再行，约前进二百余里，忽遇风向逆转，船仍被迫返回小岛。时，又值顺风，众皆主张前行，惟觉贤反封。不久，乘风前进之船支遭颠覆。其后，于暗夜时分，觉贤告知现宜出发，却无从其言者。觉贤遂自解缆，仅自船前行。是后，凡逗留该处之船支皆遭海盗洗劫，或被杀害。

　　此事说明觉贤颇具有神异之能力，及通晓航海之术。船自交趾出发后直抵青州东莱郡。山东半岛之登州港，古来即为东亚各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发，理应于广州上陆，却远漂至山东半岛。法显亦然，返国时，亦显着于山东半岛青岛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觉贤与破戒之罗什

　　于登州上陆之觉贤，闻鸠摩罗什于长安，遂前往长安。其至长安之时，据推定当为公元四○六年或公元四○八年顷。

　　觉贤抵长安后，于公元四○一年至长安之鸠摩罗什甚表欢迎。自西域经凉州，而抵长安，当时飘泊之罗什，或想从觉贤处多少获些印度、罽宾等地之最新情况。然而，当时以罗什为中心之长安教团，与觉贤之间，似不能融洽相处。觉贤本为严守戒律、修持禅观之禅者。而罗什却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于罗什之教团中，觉贤似为不受欢迎之人物。罗什教团之僧众，颇受后秦国王姚兴之护持，然亦因而附会于政治权势，且常出入于姚兴之宫延内；相反地，从不步入宫中之觉贤，独自孤高绝俗，因此，颇令人感到不对味儿。被罗什及教团，包括政治权力者视为异端之觉贤，终于从长安被摈逐。

　　觉贤与弟子四十余人离开长安，自西域返国之宝云亦与觉贤同行。

　　觉贤一行蒙芦山慧远之厚爱，遂奔向芦山，承慧远殷殷款待，公元四一一年，觉贤于芦山翻译禅经。

　　约隔一年，觉贤下芦山，西行至江陵。公元四一三年二月，刘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觉贤同行，觉贤遂至东晋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时建康之僧众，颇仰慕觉贤孤高之风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领与觉贤之相会——六十华严之翻

　　自于阗求得《华严经》梵本返回长安之支法领，此时亦离长安抵达建康。闻觉贤住于道场寺，遂商请觉贤翻译《华严经》。觉贤欣然受请，始译于晋义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六月十日完成，费时二年又三个月，此即六十卷之《华严经》(晋经、旧经)。

　　是后，又比对梵本校订，于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时笔受者为法业。法业乃严持戒律之僧，通晓小乘佛教之教学，此次笔受《华严经》，实为中国人理解《华严经》之第一人，想法业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时，道场寺之僧众，颇惊叹于大乘经典《华严经》之内容迥异于过去之所学。究竟毗卢舍那佛是何种佛？所谓光明正大者又若何？过去之佛教从未如此说，甚至有人怀疑是否受琐罗亚斯德教之影响而说明？是否为真正之佛教？

　　通晓小乘教法之法业，于接触此一出奇之经典内容后，遂将其要旨撰写成书，即《华严旨归》二卷。法业乃欲汉土众人皆能理解华严教法，而热心撰写。至后时大成华严宗之法藏，于其着书中亦谓「大教滥觞，业之始也。」(《华严经传》卷二)

　　迄今为止叹未曾有之教法，《华严经》之梵本，若仅置于桌旁，或该受不敬之罪，因而考虑建堂祭祀，此即华严堂之建筑。位于道场寺一隅之华严堂，曾经入内参拜者，或许不仅支法领、法业二人，道场寺之僧众、一般之信众，参拜华严堂者相信为数不少。

　　获见于沙漠中之第二华严经——毗芦舍那罗汉与实叉难陀

　　公元四○○年顷，法显所见之佛塔，佛殿，僧尼完备之于阗王新寺，于经过二百余年后，玄弉亦翩然而至。玄弉至此拜访时，其寺名称为娑摩若寺。高百余尺之佛塔耸立着，灵瑞事迹时可闻悉，从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时，王城之南十余里处有毗芦舍那寺，为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赞摩寺，系于阗国之先生王为毗芦舍那罗汉所建。毗卢舍那罗汉乃来自迦湿弥罗国之比丘，常于林中入定。王为之建造伽蓝，并请其弘扬佛法。其名为「毗卢舍那」，恰与《华严经》教主同名。

　　据玄弉之记录，七世纪前半之于阗，国王颇敬重佛法，自谓即毗沙门天之末裔。国内有百余伽蓝，僧徒五千余人。与四○○年前同为大乘佛教盛行之国。据云，昔时如来曾至此地为天人说法。

　　牛头山之内亦有石室，有阿罗汉于中入灭尽定，系为等待弥勒佛下生。虽经数百年，但却不改其姿态。

　　唐人时之于阗，有名为实叉难陀(公元六五二——七一○年，学喜)者。时则天武后尊崇大乘，欲求《华严经》完整之梵本。据云于阗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于阗，求《华严经》之梵本及翻译者。时应机而来者即实叉难陀。

　　公元六九五年，始译于东都大遍空寺，武后亦自临御法座，撰写序文。菩萨流志与义净读诵梵本，复礼、法藏协助翻释。公元六九九年完成于佛授记寺。此即新译之八十卷《华严经》 (唐经)。

　　唐经与晋经两者比较，唐经文字较流畅，且内容亦自晋经之「八会三十四品」调整为「九会三十九品」，形态上较为整然。

　　公元七○四年，实叉难陀为探视衰迈之高堂老母，遂返回于阗；公元七○八年应中宗之请，又至长安；公元七一○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火葬后惟舌不坏，遂将之送返于阗。又于长安城北门之外，古燃灯台附近，建造七层宝塔，时人称之为华严三藏塔。

　　《华严经》为不可思议之经典。不论晋经或唐经，其梵本皆存于于阗。于阗乃大乘佛教兴盛、保存大量大乘经典之所。公元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译之四十卷《华严经》。并非完本，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卷《华严经》，系公元七九五年，南天竺乌茶国之师子王，将手书之《华严经》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华严经》之二种梵本皆在于阗被发现，此或显示着《华严经》系於于阗编纂之可能性颇大。且如前所述有关于阗之传说，所谓毗卢舍那罗汉，恰与《华严经》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绿州于阗，即今之和田县，虽昔时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废墟，在此地曾为信奉大乘之佛教国，且藏有多数大乘经典，其中之一即《华严经》。此经之梵本中历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于阗，一于公元四二○年、一于公元六九九年分别译成中国之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