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根源 第三节（十）

　　(4)「中华佛教总会」消失——「管理寺庙条令」实施

　　A.虚大师确立僧制重整志向

　　但民国四年(1915)十月,政府却撤销了「中华佛教总会」,「规定寺庙财产由住持管理,不得抵押或处分。遇有公益事业之必要,及地方之许可,不在此限。并有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有不遵守僧道清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退等规定。」「因而开启了地方官吏与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兼并庙产之路。」264

　　就是这个「管理寺庙条令」激发了闭关中的虚大师,根据「教理史」,以重整佛教制度为目的,而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265。民国十三年(1924)虚大师说其志向就是这时候确立:

　　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之冬,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266

　　此一僧伽制度(教制)改革可说是虚大师终其一生的使命,自其立志以来,虽为适应时局多有修正,但他图谋佛教自强,促使政府废此「条令」,以让僧众自主、自组地统一僧团,267故而不停地致力于建僧、兴教、济世等理论、运动、事业之各种努力。268虚大师力行此志,可说至死不渝,这可从其最后三日仍讲说「菩萨学处」269,得以证知。有关建僧的教制方面,今之法鼓山「建设人间净土」的诸项措施与此「菩萨学处」有诸多相应之处。270

　　B.「管理寺庙条今」受害之例——静安寺

　　民国四年(1915)政府撤销了「中华佛教总会」,实行「管理寺庙条令」的同时,静安寺的寺产马上就出了问题:

　　民国四年该寺住持正生没后,其徒六根继任,后以不守戒规,荡用寺产,被当地士绅林稚周等控于上海县公署,及江苏省督军省长公署,撤退在案。(释圣严《归程》页126)

　　这一指控,一看就知道「当地士绅」,仗此管理寺庙法源,以诬告的方式控制寺产。

　　直到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佛教界与政府单位开始企图将静安寺改为「十方丛林」,此一努力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以前,都是从外部发起:

　　民国十一年冬,由沪山诸山代表会议,决定将该寺恢复为十方丛林,并经江苏省公署核准在案。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市政府吴市长铁城,见于该寺制度纠纷未决,影响社会至大,遂以第7994号训令上海市佛教会……召集上海诸山代表,公举道行高尚之僧为该寺住持。

　　民国二十三年……票选圆瑛法师为静安寺住持。而圆瑛法师再三谦辞。(释圣严《归程》页127)

　　到了民国三十五(三十六)年(1946〔1947〕)年才由寺院内部运作,且由佛教会主持,配合市政府法令,静安寺才将子孙制改为「十方丛林」:

　　当时住持六根徒孙德悟,函请律师致函佛教会,自愿将该寺改为十方丛林。佛教会以改制选贤之举,既出于住持、全体僧众之请,亦有市政府法令根据,于是在该寺召请诸山长老、护法居士、寺中全体僧众,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为永久十方丛林。271

　　由上可知,这是从寺院内部开始作用后,使得佛教会、市政府的法令力量才有了着力点。但据圣严法师的看法这只是基本、表面问题的解决,外人无法得知此公文后面的「大文章」272。

　　不过相较于前文述及法师出家的子孙庙「狼山」,张季直想藉由外在力量改为丛林,却毫无进展可言,静安寺的改革虽不是佛门大事,但以建寺久远,又为前佛教会总部,会长寄禅追悼会的所在,虚大师佛教三大改革初啼之地,以及位居上海市中心的角度而言,这是相当地「惊天地」,难怪「住持」与「监院」最后(民国三十五年)都被陷害入狱。273静安寺改革时的「狼山」,中共新四军正从事恐怖、血腥报复,人人处于自危中;274不久狼山为国军驻扎,毁寺扰众,275搞得举山只剩老弱,泰半沦落到上海来赶经忏。276这一切无不与「庙产兴学」、「管理寺庙条例」有关,让政府、流氓、军队得以「合法」侵占寺产。

　　可见从民国二年(1913),寄禅为「管理寺庙条例」「愤逝」,致使大师在静安寺悲倡「三种改革」;民国四年(1915)此「条例」实施时,大师决心「整僧建制」,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佛教仍然还不如一般平民,任意为「暴民」所鱼肉。但想要从衰弱到自强而济世的路,仅靠几位大菩萨肝脑涂地,而不是整体佛教一起努力、合作,岂可抵挡那漫天覆地的「政治共业」!

　　由静安寺寺产一例可知,寺院财产制度——子孙或十方制;寺院教育制度——佛学院;政府宗教法令——管理寺庙条例等,三个环扣枢纽就是「寺产」,这三者若不结合处理,在当时是无法成就佛教的人间事业。结合处理后,下狱的下狱,与流氓缠斗的缠斗,为什么?就是这个「条例」有太多空间,让有心者能顺法取夺。

　　难怪虚大师推动「人生佛教」以「人乘行」趣入「佛乘」的同时,对教产、教制一并提出兴革方案,到最后入寂前一年,甚至提出佛教的政治、经济因应,以期佛教不靠政党也能直接自己保护自己,维持僧教育等事业费用,以永续经营。教产部分如前述静安寺一例,将「家庭一般的子孙继承,子孙当然有权处分」的产权,改为十方僧众公有。这「子孙」是包括了「剃度派」、「法派」277。教制则办理僧伽教育等各种佛教事业,如静安寺的静安佛学院(虽不尽人意)278。然而佛教的政治、经济方案,提出过晚,没有成功,但以经忏办学一事,静安寺早于抗日期间运作,甚至可说是典范。这一切无不是「人乘行」的改革精神,已经实际在传统寺院产生作用。

　　(四)学院离散

　　1.每下愈况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静安佛学院首届学僧毕业后,大部分学僧无处可去,因此院方分为研究、普通班,继续办学。下半年,「有好几个佛学院关门,好几处的学僧也到了静安寺」,可见局势更为险恶。学院为了应变战乱,「有佛事的做佛事,没有佛事的,便学习手工艺,把原先的教务处,改成了工作场,……请了一个织袜匠,专教学僧织袜子。」279这样的调适,并不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在焦山办训练所,倡导的一般工厂式的「工读」,因为学僧是发现学无所用后,以「弃学」的心情,「象征性的上几堂课」。既不是「工读」,更谈不上教育。

　　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末期,法师在狼山的寺院,单靠「香火」就足以维持,还可请道人工作,老师来上课;抗战刚胜利,竟无法在狼山立足,而不得不到上海赶「经忏」;国共「和谈」,佛学院靠经忏得以办教育、办刊物;国共「和谈」破局,国军败退,则改学「编袜子」。一路下来,从「香火」的虔敬,到「经忏」的应赴,到没有一丝宗教气息的「编袜子」。宗教气息越弱,战乱越烈,亦或是战乱越烈,宗教气息越弱?不管何者,现实是佛教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每下愈况。

　　这里不禁令人质疑「中国」文化的精神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以日本对中国、世界挑起战争的那份野心,竟能对由中国传去的佛教保有敬意、信心与虔诚。而「中国」在受到外强的侵略下,还这么努力地自己摧毁自己的精神信仰!本以为清末以儒学为主的文化,提出「庙产兴学」就算了;到了国民政府毁坏之力道,更甚于前朝,这是何等的想法,让中国人这么勇于破坏?难怪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为政府不能在中日战争前,力谋「谐和」而扼腕:二十余年来,佛教为拘于理学窠臼之中国本位文化者,凭藉美国路线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处境日艰。大师于国民政府领导者,于执政之初,未能高瞻远瞩,求中日之协和,谋以东方文化,复兴全亚民族,招来东方文化、亚洲民族之大苦难,每不胜其感慨!

　　以国家意识型态来看,佛教随着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先儒家文化非宗教的本位意识,转入基督教二元对立,唯一真神的排他意识,衔接了共产无神论的社会阶级斗争意识。从文化对立、宗教对立到社会对立。也就是说,政治从文化排斥佛教,另一宗教排斥佛教,进而由社会排斥佛教,最后政治透过社会阶层,促使上下相互排斥;意思就是,经由政治参与意识对立的人,从文化人到信仰者到老百姓,越来越普及。如此对立的意识,从财产巧取合理化,到政权抢夺正当化,到最后以对立意识控制社会、人心,直到整个完全封锁、掌控,终至国难、教亡!

　　这就是错误思维,让人心邪恶的力量有了理由,恣意迫害所对立的人、事、物,让佛教、人性受到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大陆佛灭。而佛教的缘起、空性、因果等思想,原本可化解人类对立的思考,建立平等无私且万象森罗的人生观、多元化的世界观,使人类井然有序、丰富且和平地悠然生活。然而佛教却因长期衰弱,导致没有人才能普及化度世人、消弭对立意识型态,终至自救无能,遑论救世。

　　2.群龙无首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下半年开始,静安寺如同狼山,被国军进驻了,「先是联动总部的一个补给单位,接着是团管区司令部。」280也就是说国共「和谈」的结果,后方变成前线,国军节节撤退。因而在寺院可看到「常有一批一批的新兵,由各地抓来的、抽来的、或是卖壮丁来的,都集运到上海,再候船只转到前方去」。所以「有眼光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故也做着应变的准备」。学院院长白圣长老,先前得罪地痞流氓,故偕同妙然法师同往台北,顶下十普寺后,虽曾回静安寺,然不久,又走了。接着学院老师与教界长老、年长学长,一个个的走了。281这些师长自顾不暇,无力念及学僧。此一情形相较虚大师抗日期间,能随国民政府以团队的方式撤退后方,一撤退后就召开「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组织僧众,282更显示出教界群龙无首,组织散漫到无以自救,甚且没有与政府沟通的能力、管道。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南京撤退,杭州一失,上海成了陆上孤岛,交通只剩了水道与空道」,「上海的人往广州、香港、台湾,乡下的人却又源源不绝地往上海涌进来」,所以上海是国军力守的最后城市。然而民国三十八年(1949)上海「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也开始了」,学院「老师与学僧,来的来,走的走,一切失去了常态,也就无所谓分班不分班了。同时,学僧也很少上课了,大家都在为着即将来临的战祸担心」。接而有其他学院的同学来信鼓励从军「卫教报国」,静安寺大门口挂有台湾新僧的生活照,招收青年志愿军。

　　3.不再回头

　　法师因收到已到台湾的守成法师,愿意代办入境手续的信,所以没有考虑从军来台。因需自购船票,法师回去向其师公、曾师祖开口帮忙,他们却说:

　　这个年头,往哪里逃也是一样。如果静安寺解散了,你可以回来住。283

　　当时局势较之民国三十五年(1946)虚大师于静安寺记者会的忧虑,更加恶劣,而法师的师长面对「昏天黑地的大动乱」,仍有这种偏安的想法,实在令人诧异。由于对未来没有觉知,遑论因应,更不必谈予以法师护持。284而法师也没考虑过回「小庙」,可见法师无法再以「赶经忏」当作出家人的「本业」。

　　从这里也可了解虚大师的佛教改革难以成功,不是没道理,连同在上海的「小庙」,且曾外出参学的僧众,都无法真正受其影响,那广大乡下的僧众、人民,就更不必说了。这种上无法达及政府,下无法触及「小庙」、广大民众的改革运动,就像没脚的章鱼,处处窒碍难行。凡是不能普及的运动,就不能成功。如果大师当时能从民间底层,组织像法师家人那种「纯朴善良」,而占广大中国多数的农民、小老百姓,相信那由上而下的决策方向,结合由下而上的群众力量,「人生佛教」当不会只是「少数大心凡夫」的信仰。285

　　就此而论,今日台湾佛教所显现蓬勃的气象,正是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下,由下而上,以寺院为中心,组织民间力量参与所致。而不是仅以少数僧众为主的佛教会所造就。然而倘若佛教会能整合寺院、僧众,推动属于整体佛教的公共事业或活动,那由佛教会、寺院、信众到社会,当能连成脉络,如此当今佛教资源的运用,会更有效率,对社会的贡献,则不仅于此。惟独当今的教界少了虚大师那种以整体佛教考量、胸襟且能运筹帷幄的领袖,纵然有,也未必能被整体新、旧僧众接受。也就是说,现今佛教,如头部小而各只脚都强壮有力的章鱼,各脚以为彼此取得协调,会让自己消失或缩小,因而每只脚都各自大力挥舞,抵消整体佛教前进的力量。

　　4.换上军装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上海市民开始动员训练,静安佛学院学生都有接受军事教育资格,法师是第一批其中的一位。这应该是法师青少年成长以来,首次接受团队教育。只不过这次的经验为何,无法由法师的著作得知。但可确定的是,法师自此比较、思考了两个政治体:

　　列宁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我对中共不存幻想。国民政府的军队虽然毁了狼山,但没有用思想政策来取缔宗教。跟着国民党跑,还有一线希望。(释圣严《圣严法师学思历程》页44) 法师从思想的角度,选择了国民党。此外,法师再观察当了兵的同学情况,加上身边同学的催促,因而决定选择当兵,离开将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大陆:

　　我们的同学之中,已有几个人……脱下了僧装,……他们虽是新兵,……行动很自由,……他们的心境,要比我们平静得多。……因此有一位同学对我说:「常进,你去当兵我也去。」就这样,我真的决定当兵了。(《归程》页143)

　　法师站在佛教的立场,以思想、信念抉择适合佛法生存的环境——「思想自由」,再观察现实情况——「已当兵的同学,行动自由,心境平静」。之后,再做个人的决定——「当兵」,然后再赋予这个决定一个有理想与希望的理由:

　　为了苦难的国家,为了垂危的佛教,为了个人的安全,我必须采取这一当兵的措施。(《归程》页147)

　　这种方式,让法师下一步有了努力的方向与着力点:

　　要「张大」伯夷、叔齐「采薇」于首阳山的大忠义、大节操的伟大精神。(《归程》页148) 这就是「安身立命」过程的最佳范本。这样的思考、抉择方式,让人对法师在佛学院的学习产生了一种肯定与信心。因为在关键时刻,能将所学用来判断、选择,用理想、希望来自我期许,这虽不是纯粹佛学的部分,但却是检验教育失败、成功的基本原则,后来也证明法师的选择是对的。

　　没有思考的佛学,那是僵化的佛教;没有修证经验的佛法,是没有生命的佛教。就狭隘的修行定义,法师当学僧的时代,并无斩获。286依广义的修行而言,法师因逢虚大师舍报、茶毗,而生起了忧患意识,面临国难教亡的悲痛,转为用生命承担僧教育的未来,与传续众生慧业的使命,则是成功的。这可从法师日后为图「复兴中国佛教」,开展、落实佛教的全面教育——「建设人间净土」,可得而证知。

　　5.幸运的末班——大陆佛教兴革落幕

　　当法师准备离开大陆,还俗从军,前往台湾,去向留守的林光法师告假时,287林光法师就法师的人格特质,勉励他说:

　　以你求学的精神,去做你要做的事,你会成功的。288

　　法师的「求学精神」是那种「锲而不舍」,全力以赴。不管法师是在香火、经忏或学僧的任一身分,甚至来台后的任一角色扮演,此一精神贯穿法师一切所行、所推动的佛教事业,如同法师初出家法名「常进」——「常精进」一般。

　　在法师换上军装前,即舍去出家法名「释常进」,以《诗经》「采薇」的忠、义气节自勉,另取「张采薇」当俗名,289作为这一段预估一年顶多三年的从军生涯,得以「安心立命的落脚点」290。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十九日,法师搭上(也许是)最后一班的轮船,离开大陆。291

　　法师离开静安寺、上海的此时此景,让人想起就在这静安寺——八指头陀追悼会的地方,开启了虚大师悲倡佛教三大改革的序幕,掀起了一波波近代中国大陆佛教的兴革,随着船舰的离港,消失、落幕了。狼山的出家,法师曾自称是「狼山」的末代子孙;静安寺的学僧生涯正是搭上僧教育的最后列车;这次的从军来台,又何尝不是末班轮船呢!

　　就是这三个末班,让法师有了传统道场的基础学习,有了进入黑暗罪恶的经忏生涯,以及体验近代佛教兴革的蜕变,并结合着对僧教寄望的殒落、国家战乱的死别所唤醒的忧患意识。如此混成了生命的沃土,蕴育狼山圣地播下的「建设人间净土」种子,经由僧俗变装,使养晦韬光,随着末班轮船,运载到自由宝岛,蓄能待发,以备发芽、茁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