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根源 第四节（一）

　　第四节 结论

　　一、「建设人间净土」的外缘内因与教育路线

　　(一)「建设人间净土」的圆熟外缘——东老

　　本文「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沿革」的探讨里,「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在民国四十六、四十七年(1957、l958)有「美化人生以达理想社会」、「慈悲的圆满表现」、「抛弃了所有乃至可能的痛苦」等不同用语表达。这些论述的文字,并没有提及虚大师、东老、印老之名。当时法师仍在军中,尚未二度出家,与此相关的文章则投稿在东老人的《人生》杂志。

　　民国六十七年(1978)「复兴中国佛教」、七十八年(1989)「建设人间净土」、八十二年(1993)「回归佛陀本怀、人间化佛教」、八十五年(1996)「推动落实人间佛教」,也都是「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不同说法。当中杨仁山、虚大师、东老、印老之名每每出现其中,尤其虚大师与东老,法师以二位说明其精神、理念的传承。这一民国六十七年(1978)开始的传承陈述,是法师在继承东老道场之后,意图为即将展开的佛教事业,寻个使命、历史、文化的定位点。

　　因为民国六十六年(1977)底东老出人意表地坐化,惊恸法师从美国赶回奔丧,民国六十七年(1978)法师以孤臣孽子之心,奉遗命继任「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农禅寺住持。292又应中国文化大学附属机构,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美国佛教会在台译经院院长。293同年年底灵源长老传临济宗法脉294(民国六十五年法师已在美国获东老曹洞宗传承)295。这些接任代表三个方向,东老的道场,是以传统僧教育、大众弘化为主;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与译经院,是以现代佛教高等教育为主;东老、灵源二老的曹洞、临济传法,是传统中国禅宗的心法主流。

　　法师处理了东老后事,即以「尽我的力量,推动并实践东初老人为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奉献的遗志」296,作为努力的原则。法师自此,正式地以东老遗留的道场,独立地展开弘法利生工作。此一「继往」,法师把教界诸山长老共同赞叹东老「筹办教育、从事文化事业、推动慈善福利事业最有成果」的教育、文化、慈善三事业,297更远溯其精神、理念、方向的根源与传续。推举了近代佛教兴革为首的杨仁山,继而虚大师,再传东老或印老,为传薪人物,以至法师。

　　所以法师于东老往生后,于佛教三项事业与宗法传心,都有了如法的传承与道场,高等教育的推动也有了社会认同的学府为立足点。换另一种说法,法师于佛教的普及推广、教育现代化与素质的提升、和禅法的时代契入,在精神意志、历史使命上已有了全面性的准备。

　　续此「继往」接任的「开来」,是年(民国六十七年)法师即致力于佛教高等研究之学报出版、杂志刊行、禅修指导、大众化讲经、法会接众等,一步一脚印地全面推动,渐渐具体成形,直到今天。法师将东老毕生「教育、文化、慈善」等三项佛教事业,发展为民国八十三年(1994)所谓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建设人间净土」。「一大使命」就是推动全面的教育。全面教育就是三大教育:大学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关怀教育。而禅法修持则述诸于「提升人的品质」,以「建设人间净土」。

　　因此从法师投稿东老办的《人生》杂志,发表「美化人生」、「理想社会」等文章,到继承东老的道场,推动「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为「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东老当是促成「建设人间净土」此一理念落实的主要外缘。然而法师「建设人间净土」的信念建立,却是源自于法师大陆的童年出家,而不是再度出家依止的东老。

　　(二)「建设人间净土」的内因蕴育——经忏省思

　　1.法师大陆出家的经忏三反省

　　本文「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溯源」的部分,已交待法师大陆出家的三个道场学习,与时代背景,和佛教兴革。在这些相互交错的影响下,法师是如何认识佛教,乃至蕴育「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当中可归纳法师在三种不同的道场,以三种不同的面向,反省「经忏佛教」,而不自觉地使「建设人间净土」理念成形。

　　法师还没出家时,在童年的生活中,所认识的佛教,是热闹的音声佛事,超渡亡灵的经忏僧。在狼山出家后,由于听讲,知道佛法是用来说给「人类」听,而不只是「诵给亡灵听」,因此立志于弘化。在上海大圣寺,法师反省之所以沦为经忏僧,是因国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造成出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但民心的不安又起因于大众不知道佛法因果等观念,所以立志于教育。在上海静安寺佛学院读书时,明白了佛陀与高僧大德「都不是以经忏弘扬佛法,而是用佛教教义和佛经中的义理」摄化大众,于是法师发愿「要好好读书,深入佛法智慧大海」。

　　以上法师于经忏的反省面向是从抽象的「人类」、「亡灵」,到现实的「国家」、「民心」,再转入「佛陀」、「高僧」的人格特质。促成此反省的因缘,是狼山的听讲、大圣寺的环境刺激、佛学院的读书。而反省后的立志,是「弘化」、「教育」,深入「教义」。这三者主要实践的方法就是「读书」。反省的范围由大到小,着手处则由外而内,从理念(人间净土)、事业(教育)到读书(教义),越来越具体,而呵成一气。这样的反省与立志,是否造成日后法师对经忏采取反对的态度?

　　2.法师再度出家经忏意义重显

　　法师于经忏佛事,过去虽有着努力以赴,却深陷于痛苦与罪恶感的经验。298奇怪的是,法师日后并没有因此厌恶、痛绝经忏,或壁上远观、批判,反而在民国四十九年(1960)的〈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一文,阐述为了宗教情操、宗教家的气质养成,以积极正向的态度,主张不应废除经忏佛事:

　　……如想确认佛教具有宗教的功能,如果还希望佛教徒们保留若干宗教家的气质,那么对于经忏佛事的问题,谈修正则可,若言废除则断断以为不可。299

　　这「断断不可言废除」,「谈修正则可」的态度,是法师了解「诵经礼忏」不只是佛教的特色,更是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回教等都有,且各宗教都依此宗教仪式感通「非人」的诸佛菩萨,或神、或鬼,而生起宗教信心的方法之一:

　　一种宗教之能激发其教徒的宗教情绪,往往是赖于宗教生活或宗教仪礼的推动;宗教徒之能够由其一己之信心,而感通诸佛菩萨或上帝或鬼神的灵验,往往也是导因于宗教仪式的实践,例如祈祷、礼拜、持诵、观想等的媒介。所以诵经礼忏,并非佛教的特色,佛教有诵经、有忏悔、有礼拜、有祝愿,基督教也有,伊斯兰教也有。300

　　所以法师认为诵经礼忏既为各宗教所有,佛教当不独外。

　　而且法师因出生于良善、贫困、父母皆不识字的农家,以经忏、香火圣迹的美丽错误认识,出家于气氛虔敬的香火道场,赶经忏于大都会的小庙,体会到社会中下阶层,大多经由超荐先亡,植福延生的经忏,才有机会接触佛教,知道有佛法。为了这些人能有进入佛门的因缘,法师认为不应废舍经忏。301这是法师身历其境的生命经验与观察,所提出的忠恳反省。因此不同于社会学者的冶眼观察、运动家的方便、理想家的批判、思想家的抽象,甚至是宗教家的偏执或狂热,而是带着温暖的理想与理性,贴切着现实与苦难的人生,提出经忏不应废除的观点。

　　法师又就忏文本身的内容,提出了经忏佛事修正的方向。他认为经忏无不是为了修行而设,302若行之如法,303也是我人信佛、学佛的着力点。304因此建议经忏应朝着「行持」的方向来修正,而不可以商业化、巫师化、鬼神化:

　　要将经忏佛事当作我人通向成佛之道的桥梁,体认成佛之道的种种方法,不得视为营生的工具,掂斤看两,依人数、时间计钱。305

　　僧众于诵经礼忏之佛事,是在教导一般人如何感应诸佛菩萨,如何自我升拔于佛菩萨的地位,而不是像原始宗教的巫师,以代言人、化身自居,只有透过他们才能与神明接近。306

　　一般人之经忏佛事供养僧众,绝不是为了将自己乃至亲属死后的前途,委诸僧众,而是为了僧众能够教导自己,如何避免死后堕落三恶道。307

　　此经忏修正的立场,可以看出法师本着修行——提升人品——的实用性与合理化为原则,308不离经教、历史沿革,309在俗、入俗、用俗、化俗而脱俗的特质,展现了法师特有的风格。推动「建设人间净土」积极入世,归宗「提升人的品质」避免佛教因大众化而庸俗化;也不因注重人品的提升,而走向独善的山林,忽略佛教人间化世的功能。

　　3.虚大师、印老、法师经忏看法略比

　　虚大师就佛教历史发展事实与时代趋势的适应,从「行之当机及三依三趣」的第二像法时期,说明以「天乘」趣入大乘的法门,是蔽于印度、时代等因素,已不适宜今日第三末法时期「以人乘行进趣修大乘行」,否则将被谤为「迷信神权」310。所以虚大师对于佛门中,与「天乘」有关的教法,如经忏、密法等,是以不合「末法时期的人乘行」而有所抉择,但却以佛教像法时期的「天乘」,而有所包容。所以大师于上海曾办改良式的经忏道场——「法苑」,一边推广佛化教育,同时藉以筹措教育经费。311然而失败了。312

　　印老本于对宗教整体性的观察,掌握佛教乃是以人间为主,以及无神论、因缘法的特质,为了对治、阻绝佛教因时代、区域适应而神化、鬼化的质变,所以力倡「人间佛教」。因而对虚大师设改良式经忏道场失败的看法,认为本来就不应办,而且当坚决取消,而不是去改良:「时革命风暴,迫在目前,大师不依『僧制今论』,与研究佛学者相联络,导一般僧众从事资生工作,乃欲藉改良愚迷陋习之经忏生活以谋发展,似非善策!使当年三民主义革命而真能实现,则『经忏』决为取消而非改良也!」313从这里可看出,印老以宗教的立场,坚持佛教「不共」的「纯洁」,自外于其他宗教,或教内的方便摄化。

　　圣严法师则从宗教功能看待经忏,认为「断断不可言废除」:以宗教仪式大多感通诸佛菩萨、上帝或鬼神的缘由,而主张具有宗教仪式的「经忏佛事」,乃可保有佛教的宗教功能、宗教情绪的激发,和教徒的信心,与宗教家之气质。但是应当修正,不可以将佛事商业化、佛教鬼神化、僧人巫师化。圣严法师以宗教、修行的立场,赞同佛教同于世界任一大宗教之「共通性」——「诵经礼忏」,把佛教立足于世界宗教中,而不同于印老坚决「不共」的立场。

　　而法师于法鼓山推动「建设人间净土」,在社会上举办「佛化婚礼」、「联合祝寿」、「联合奠祭」等佛化教育活动,与虚大师改良式的经忏道场——「法苑」,所推广的社会佛化运动,有诸多雷同,可说源自虚大师的「法苑」314。然而法师秉着不可以将佛事商业化,从中脱俗而出的作略,则又不同于虚大师藉此筹措教育经费的做法。345法师甚至把此「佛化运动」归入在「建设人间净土」三大教育中「大关怀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如此,法师于现实佛教教育经费的来源,并未忽略,故而提出劝募方式,让一般信众共同参与。316并经由劝募的联络、活动,再把佛法与关怀推广出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角落。317

　　(三)促成法师反省经忏的主要因缘

　　虚大师间接的精神影响

　　法师于佛教的愿景,在狼山兴起了佛法可以「实现世界大同或人间净土」,然而体认到的现实佛教,是「外出参学者回到狼山,还没有一位能够讲经说法」。法师的愿景,与观察出外参学后能否讲经的角度,是间接受到虚大师的精神影响。因为虚大师民国八年(1919)到狼山讲经,造成轰动,流为美传。而且狼山僧人外出参学的佛学院,也多与虚大师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又法师在大圣寺经忏赶到日夜相继,斋主不敬地点唱「小尼姑下山」,「和尚老爷居然照唱不误」,「业务」接到这般「不择」的田地,寺院经济仍难以平衡。面对信徒、僧众如此难堪的处境,法师认为应当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以教义度众,挽救人心。法师的想法,恰好雷同于大师刚从后方回到南京,于毘卢寺记者会上,报告「整理佛教计划」有关教育的部分。318此或纯属巧合,但极有可能法师当时是经由报纸,而受到虚大师的影响。

　　因为虚大师在南京开记者会不到一星期,就来到上海静安寺,并也召开了记者会,319没多久静安寺佛学院开办。法师自传——《归程》中,虽没有明示他是透过报纸留意佛教、虚大师,但书中说其获悉「上海静安寺,正在闹着子孙派与十方派的纠纷,在形势上,十方派占着上风,所以力图兴革,整顿寺规,举办教育,以资争取社会及舆论的同情」320。所以法师得知静安寺举办教育,从引文「争取社会及舆论的同情」这段话,可推知法师的讯息是经由「报纸」。所以在此七日前,虚大师见报的「整理佛教计划」,法师或有从报纸中知晓、了解,并产生认同大师从教育以救人心的理念,进而反省「经忏佛教」。

　　法师秉此理念,恳求上人让他就学,但遭婉拒,事隔数月,法师才因虚大师的学生育枚法师,在静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的狼山僧人,激励法师的师长放行,法师开学半年后,才如愿以偿,进了佛学院。入学后不久,虚大师于上海圆寂,法师因而兴起了出家人、僧教育该何去何从的忧患意识。

　　此一忧患意识,让法师在学院内外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中,不为环境所动,并以佛陀、高僧自勉,努力于读书。当时学院虽师资阵容坚强,生活不错,但因位于市中心,每天有佛事,「生活很不宁静,更谈不上如律的轨范」;学僧均需参与经忏,维持学院开支,和自己零用。学院因「寺产纠纷」,「监院密迦、住持德悟以『汉奸和尚』的罪名告下了狱」,接任的佛学院院长白圣长老,「经常要与流氓斗法、斗智」;佛学各科各自讲述,无由理解彼此差异,同学们却是「别管那么多!法师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然后再照着去告诉别人就好了!」的态度;学校把佛事焰口能否当金刚上师,也列为成绩考量;学僧在尚未毕业时,早已了解学无所用,所以有人还俗去读世学或做工;甚至毕业时,有同学当场撕毁毕业证书。这些现实更加深了法师先前因虚大师圆寂,而生起的忧患意识。

　　所以法师从经忏的反省,愿景的兴起,寄望于教育,面对现实佛教的质变,而就读佛学院,大多是受到虚大师间接的精神影响。而原本寄望读书后,成为讲经弘化的法师,毕业将即已确定难以如愿,同学们对僧教育的失望、绝望,更是跌入谷底,情绪激烈。法师油然而生的不是愤世忌俗,而是深化了因虚大师往生时,所兴起「僧教育未来」、「出家到底应该怎么办?」的忧患意识。就是此忧患意识,促使法师从军来台后,在东老办的《人生》杂志,以「美化人生」、「理想社会」等题目投稿,所以才与东老——虚大师闽南佛学院的学生,虚大师同学定慧寺主持智光长老的法子——结了再度出家,亦友亦师的师徒因缘,而为东老的正式剃度弟子,虚大师的第三代。

　　(四)「建设人间净土」的近代教育路线

　　东老不只是虚大师闽南学院的学生,更是虚大师同学智光长老的法子。民国二十三年(1934),东老到焦山定慧寺协助智光长老开办佛学院,此一学院就是前文提到抗日战争在沦陷区继续办学的两个佛学院,上海静安寺佛学院之外的另一个。智光长老主张的教育路线,在前文肆/(三)/3./(2)「中华佛教总会」筹立——新、旧教育组织整合的小节里,提到民初有别于清末「僧教育会」的新团体有二,一是虚大师全面改革的「佛教协进会」,另一个是以仁山、智光为主,把丛林改办僧学堂的路线。这两个路线办学的经费基础不同,象征的意义也不一样。虚大师的办学经费多来自体制外,从少数社会中坚份子募资。321而仁山、智光则是以传统寺院的经济来办新式教育,所说服的对象是寺院守旧的僧众。因此智光长老在定慧寺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为僧众认同,当上住持,而创办新式学院于丛林。322

　　东老毕业于虚大师的闽南佛学院后,原本要到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进一步学习,323为什么转为认同、接受智光长老以传统道场兴办新式教育的路线?东老在介绍智光长老的文章中这么说:

　　(智光长老)虽力主改革佛教制度,然佛教经济财源,仍操于大丛林寺院。社会人士都以寺院代表佛教,……所以要革新佛教,要从僧教育开始,要兴办僧教育,又必须改革丛林制度,如何使丛林寺院本身发动改革,则必须使革命性僧青年渗入丛林,……。324(《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

　　所以东老认同了智光长老从佛教内部启动新式办学,不仅是外化入内。而且不因办新式教育,废弃传统丛林制度:

　　(丛林制度)并非不适用,只要稍能改进,加以教育,犹不失为中兴佛教的道场。325(《佛教文化之重新·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

　　这一作略,可说是沉潜、宁静的革命,将千百年来的丛林制度改为学院,并对其他的丛林制度产生实质有力的影响。326就在这样的基础,新旧合一的精神下,让定慧寺在沦陷区内,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炮弹毁寺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更扩大办学,办学之企图是越挫越勇。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印老所谓「佛教面目全非」的情况下,327独自襄助虚大师主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集九省三市俊彦比丘二百余人于一堂」328。可见智光长老、东老在处事、任事、行事之眼光、耐力与能力,非泛泛之辈!此一深入丛林的改革路线,能补虚大师长期为旧派寺僧不容之憾。329而法师就读的静安佛学院,也是千百年的古道场,虽不是山林中的大道场,却是位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中心,可说是都市的经忏丛林。二者的共通处,都是由旧创新,以新融旧,看不出光芒璀璨,却是力道万钧。所以办学有成,导致入狱有份。

　　东老在大陆沦陷时,只身坐船来台后,330一切由零开始,所能开展的是经济负荷较少的文化出版,与一年一度的冬令慈善救济。331于办佛教大学一事,虽不断筹备,终未成形,到其入灭,更以遗嘱期许继任者绍承。332这般坚定的志向,让人彷若看到虚大师圆寂前之最后说法,本其「建僧」之志,讲述「菩萨学处」。可见智老、东老无不与虚大师同志、同行于现代佛教的教育改革,但从不同的路线着手。

　　法师童年因大陆动乱、家贫,心羡音声佛事,与向往狼山圣境而出家。不久,间接受虚大师精神影响、时代焠炼,开启了「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兴发了以教育弘化的济世悲愿,燃生了中国佛教兴亡的忧患意识。大陆沦陷,法师从军来台,因缘际会,投稿于东老的《人生》杂志。333后以「恩义」关系,披剃在东老座下,却因此与虚大师教育为轴的近代佛教兴革,有了直系接轨。并承续此「由旧创新,以新融旧」的教育精神与方向。尔后法师再融入其留学日本,研读佛学博士的经验,把国际高等学府的治学精神、方法和教育制度,也吸纳了进来。334此一继往开来,使佛教教育体制更为开拓,并与文化、慈善事业结合,完整地发展为传统、现代兼具的「一大使命,三大教育」之「建设人间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