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佛学（一）

　　一、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因缘

　　讲到佛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因缘,首当提出中国文化的界说,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三代前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以伏羲画八卦而建立《易经》天人之际的文化为基础,是属于原始的、质朴的、科学而哲学的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进,便形成以易、礼为中心的天人思想。第二阶段:由于传统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际,产生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互为异同的天下,复经秦、汉前后的演变,渐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学说思想特立独出的形态。第三阶段:再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产生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鼎峙,随时变易互为兴衰的局面。从此历宋、元、明、清,讲到中国文化,便以儒、释、道三家并举为其中坚代表。好像中国的地理河流,北有黄河,中有长江,南有珠江流域,综罗交织而灌溉滋茂了中国文化生命。所以讲到中国文化,实在不可偏举,我们身为中国人,更不能不了解自己文化的真象。尤其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化哲学,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说中国.有哲学思想,却不是独立的专科,中国的哲学,素来是文(文学)哲不分,文史不分,学用不分,无论研究中国哲学或佛学,它与历史、文学、哲学、为政四门,始终无法分解,等于西方的哲学,与宗教、科学和实际的政治思想,不能脱离关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以上所举,要知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说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前因后果,便须了解两汉思想学术演变的原因:两汉的学术思想,始终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汉初已经融化为儒、道的附庸,并无特立的藩篱。西汉初期,因为政治领导与社会的趋势,道家思想最为流行,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倾向道家黄、老之术,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汉初政治原则上的必然趋势。从此道家学术思想,便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定则,凡当拨乱反正的时代,必定需用道家学术的领导,到了天下太平,便"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个原因,留待讲述道教学术时,再加说明。西汉以来,因为道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于是法家、阴阳家、杂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门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荣,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以及谶纬(机样)的迷信风气,王莽的叛乱、光武的中兴、汉末三国的局面,无一不在谶纬的观念中而构成政治治乱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汉末道家的隐士思想,与墨家变相的游侠思想结合,产生道教的雏形,便与佛教学说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时两汉学术思想,自经汉武帝与董仲舒辈的提倡,"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使孔、孟、荀以来之儒家思想,一变而为两汉经师儒家的天下,于是训诂、注疏与各主一家的传经风气,弥漫朝野,由学术思想的权威经师、博士、与选举孝廉、拔用贤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错,而造成东汉后期的世家阀阅(门第)的弊端,以致形成党铜之祸,使学术思想与政治因素,互为表里而促成政治社会的乱源。汉初承战国与秦室的变乱,文化学术凋蔽已尽,西汉传经与注疏的工作,实在甚为重要。但自东汉末期,注疏传经,已经流于支离繁琐,藉此从事学问而博取功名,则为唯一工具,如要真实寻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奥义,已如强弩之末,势已不能透过纸背了;所以两汉学术,一到三国阶段,便相当空泛而黯淡,恰在这个时期,佛教学术思想,挟新颖玄奥的哲学,源源输入,因此而形成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的形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颓废与新运,一般多归过于三玄之学的勃兴,与清谈风气的腐败。其实,如果了解两汉历史文化的演变,对三玄之学与清谈兴起的原因,就不会倭过于少数读书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在中国历史上领导学术思想的转变,少数有识之士,固然可以开创风气,但真实形成力量的,仍然属于实际政治的领导人物,孔子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然是如此,后世领导方向的正确与否,还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领导学术思想,面启发佛、道两教,宋初君臣,领导儒家而产生理学,后来明、清两代,无一而不如此,所以说学术风气的转移,在于一、二人者,决不是少数坐议立谈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总之,魏、晋三玄之学与清谈风气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庄思想的罪过,也不是佛学般若谈空说妙的错误,细读历史,便知是由于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情调所影响,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贵族,持宠气骄,既不能从事挈静精微的学问,又不能作疏通知远的工夫,而以老、庄思想的风流外表,互为三玄注解,那是文学的哲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从纯粹的哲学立场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学以外,所谓三玄之学,只是文学的哲学而已,由玄学再变而有清谈的风气,由清谈而造成无用之用,置天下国家事于风花雪月之间,那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同时,佛教学术思想,又因两晋、南北朝西捶氏族的崛起,互相争霸而入主中原,于是推波助澜而使佛学东来的洪流,源源不绝,因而奠定隋、唐之间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成长的根基。或有认为南北朝间佛学的输入,是凭藉西捶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于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国的传教情形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资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为一谈。事实上,南北朝之间西捶氏族的入侵,因为他们文化根基过于浅薄,本来便毫无文化思想可言,与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种盲目的凶顽残贼而已,后来如石燕、姚秦的作为,全赖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他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学的熏陶,而融会接受儒、道二家文化的结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争议了。总之,南北朝的佛学,因为与中国儒、道两家文化的互相融会,奠定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佛学勃兴的阶段,西域来中国的名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人,无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毕生致力于佛学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涡,无可厚非。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译经事业的关系,发明中国的音韵之学,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约,因佛学的译述而启发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又如云冈石窟,与唐代敦煌壁画,以及音乐、诗歌、艺术等等的发达,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但必须记得,自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间,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佛学,其间经历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过程,约有四五百年的时间,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温故而知新,现在要谈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虽然时移势易,加上现代科学工具的发达,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在短时期内,或一个世纪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们生在这一时期的知识青年,对于当前中国文化的趋势,与自身所负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责任,更须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至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家学术阵容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远因已如上述,近因则另有新的面目二(1)由于唐室李氏宗亲的关系,自唐太宗以来,自诏定道教为国教,尊奉李老君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2)又因为唐室君臣,醉心佛学,故虽尊奉道教,实则佛、道并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别而已。(3)自初唐开国将相,多数为文中子王通的门人。而王通讲学,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思想,择其善者而从之,素来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读书人,号称儒者的知识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无别的学术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后,一位得力于墨家,而以文章名世,号称为儒家正统的韩愈,虽闹过史称排佛的大事,其实,还是后人正反双方的渲染过度,细读韩愈排佛的文章,与历史的事实,他当时只是对于佛教制度,与某一类佛教徒的不满,并非对佛学本身多有攻击。而且自韩愈以后,直到宋、元、明、清几代理学家们的儒者,排斥佛教最力的理由,就是说它废弃伦常,无父无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数有关佛学的批评,到底都是门外汉的外行话,无足轻重。如从深入的角度来看,韩愈排佛,于佛教毫无损失,所以当代名僧禅德,极少出来说话,真正打击宗教本身的,往往出于宗教徒的自身,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为任何宗教的人士,应当深省。

　　唐代佛学的勃兴,影响中国文化每一部门,真到后世而普及日本与东方各国,约有三大原因:(1)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佛教人才辈起,创立中国佛学各宗义理,因此而普遍影响唐代的中国文教。(2)因南顿北渐的禅宗风气,普遍宏开,唐代文学与所有文化学术,如蜜人水,如盐加味,随处充满禅意的生机,同时因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学派,一律托庇宇下,奠定中国佛教与中国佛学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3)因玄类法师自印度留学回国,翻译佛经事业的影响,以及佛学唯识法相的翻译完成,使中国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思想,确立逻辑的思维体系,因此而与儒、道两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诸子百家之长,而构成中国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质。

　　物壮则衰,事穷则变,佛学禅宗经晚唐五代以后,它的蜕变与转向,也是文化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一到宋初,由于开国君臣的崇尚孔孟学说,于是读书人士当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识分子,便在有意无意之间,吸收隋、唐以后四百年来佛学修养的精神与方法,摇身一变,而产生理学濂、洛、关、闽的门庭。理学家们讲学的方法与作风,书院制度的规模,无一而不从禅宗形态蜕变,平心而论,要说宋、明理学等于儒家的禅宗;佛教禅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实在不算过分,但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实质内容的异同,就大有分别了。禅宗、理学,经过两宋、二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时皆趋没落,禅宗有默照(沉默)邪禅及狂禅的混杂,理学有朱、陆道学问与尊德性的纷争,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挟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卷入,便使亦儒亦佛的两家巨室,就都生出支离破碎的蔓草荆棘了,从此使明代三百年来的文教,笼罩在一片不是狂禅的理学,即是理学的狂禅的气象之中。虽然有王阳明创立履践笃实的良知良能的学说,但依违儒、佛之间,毕竟大有问题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们,讥为"圣人满街走"、"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等,确有原因,并非纯属意气用事,清初佛学与禅宗,虽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国策,始终以外崇喇嘛教而羁康西北边唾,故亦一蹶不振,无能为力了。

　　总之,由于以上的简述,对于佛学与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因缘,大概已可了解其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