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思想行谊-《浅论释圣严博士的律学与史学》（十二）

　　51.「五时说法」的内容和它跟《涅盘经》的关系关于这些,请参拙作《中国佛教史学史》(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第二十章〈开元释教录——一部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日佛家经录〉的注50和注51(在页328-330)的详细考论。今不赘。

　　52.参前注引拙文注50。

　　53.刊于《华冈佛学学报》第6期(台北,1983年)。

　　54.参拙作〈持午难题〉页339。

　　55.参拙作〈持午难题〉页340。

　　56.参拙作〈持午难题〉页340-341。

　　57.参拙作〈持午难题〉页341。

　　58.刊于《中华佛学学报》第6期(台北,1993年)。

　　59.刊于Buddhist Behavioral Codes and the Modern World,Greenwood Press,westhont,Connectiait London,l994。

　　60.参拙作〈戒律消沉〉页57-58。

　　61.参拙作〈戒律消沉〉页59-60。

　　62.参拙作〈戒律消沉〉页61-62。

　　63.参拙作〈戒律消沉〉页62-64。

　　64.参拙作〈戒律消沉〉页64-66。

　　65.参拙作〈戒律消沉〉页66-68。

　　66.参拙作〈源出律学沙门〉上篇页436-438。

　　67.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326。

　　68.比丘们反对修订戒律的原因蠡测

　　比丘们所以坚决反对修订戒律的原因,难道在如今女权高张的时代,若修订戒律,则「八敬法」必被削除,于是比丘便失去凌驾于比丘尼的法源(在《律制生活》第十四篇〈比丘尼与八敬法〉中,圣严博士对比丘倚仗「八敬法」欺凌比丘尼的行为坚决反对,见页75)?不可知矣!

　　69.北宋释赞宁(919～1001)《宋高僧传》(大正藏编号二O六一)卷十一〈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页770下。

　　70.《宋高僧传·怀海传》页771上。

　　71.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330。

　　72.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33l-334。

　　73.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335。

　　74.《禅门规式》见于何处及它何以属百丈禅师手订的问题《禅门规式》附见于北宋释道原(约1004～1007时人)撰《景德传灯录》(大正藏编号二O七六)卷七〈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传〉之中,在页251上。至于《禅门规式》属于现存最古的「百丈清规」,则由日本木村静雄氏撰〈古清规考〉(《禅学研究》第31期页36-64,京都,1939年)所考出。

　　75.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64及页329-330。

　　76.出版时、地参注10。

　　77.参拙作《中国沙门外学的研究——汉末至五代》(以下简称「外学」)第十一章(中国沙门的医药知识及其成就)(台北:东初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5年初版二刷)。

　　78.参《纲要》页261。

　　79.传文中的「硕疑」就是「大疑」,即大的难题。

　　80.《敕修百丈清规》在明代成了定本之故缘于明太祖(1367～1389在位)、明成祖(1403～1424)和明英宗(1436～1449,又1457～1464在位)一再下旨要佛寺遵行《敕修百丈清规》,而其原因,则缘于德辉着书之时,在开头处便嘱付沙门要对帝王心存感恩,而且订明寺院每早晨要阖寺沙门集众祝福皇帝,对政府统治佛教有助之故,足以降至清代,朝廷仍重视《敕修百丈清规》。参未刊拙作Vinaya in China页326～327,又页381的注5。

　　81.仝注78。

　　82.律典所示的解罪方式据律典所示,举凡出家人犯了戒规,除了犯四波罗(Parajika)——淫、盗,杀、妄语之罪要永远逐出佛门之外,其它的罪,都可以通过向僧团自首集众下跪忏悔,便可解罪。犯突吉罗(Duskrta)轻罪的,甚至仅向另一位法师下跪忏悔便解罪。限于篇幅,仅略作交代如上。

　　83戒条的设立与《梵网经》的真伪据称由鸠摩罗什译出的《梵网经》(大正藏编号一四八四)是历来被佛门中人视为重要的大乘戒经典,迄今仍普遍被信奉。而究其实,这是一由华人所著的伪经,据日本望月信亨博士(1869～1948)《净土教の起源と发达》(东京:共同社,1930年)所考,知道它是根据《十诵律波罗提木叉戒本》等典籍,抄摭揉合成篇。望月博士的详细考据,见于所著页155-184,不赘。然而这位日本前辈忘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就是《梵网经》因为依《十诵律》的戒本作主要根据,书中不但列出戒条,更有罚则,这完全不符合大乘戒的性质,更证明了它属伪经!

　　84.佛家称本身的佛教义理为「内学」,而教外的学问为「外学」。

　　85.出版者及时、地参注1。

　　86.据《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台北,2000年)所录的〈圣严法师简历及其著作年表(以下简称「著作年表」)〉页543(台北:此书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1967年)。

　　87.台北:东初出版社出版,1983年再版。据〈著作年表〉页543(台北:此书由台湾中华书局出版,1969年)。

　　88.《年谱》页222。

　　89.《年谱》页223。

　　90.《通史》页1-242。

　　91.《通史》页243-398。

　　92.《通史》页399-520。

　　93.参陈观胜先生Survey页456。又参洪金莲居士《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页295(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修订一版)。

　　94.这部书可以在《大正藏》中找到,编号为二一O二。

　　95.这部书,可以在《大正藏》中找到,编号为二一O三。

　　96.参拙作《外学》页91-93。

　　97.参拙作《外学》页13-31。

　　98.关于中国的「士」的原始定义,请参拙作《外学》页315。

　　99.参《通史》页471-472。

　　10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72年初版,1993年二版,1998年二版第三次印刷。

　　101.〈序说〉的内容这首章内分四节:一、〈佛教的性格〉,二、〈佛教史的地域区分〉,三、〈佛教传播的路线〉,四、〈佛教史的时代区分〉。作者们有意教读者先知道佛教的特色、佛教如何传播等等,然后再述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

　　102.〈年表〉的起迄这年表始于公元前56年释尊示现世间,迄于公元后1946年太虚大师的示寂。

　　103.这〈参考书目〉罗列了征引的文献:包括日文、中文、英文、法文的专书和论文共三百九十种之多。

　　104.参前注。

　　105.当年圣严博士的赠书因缘记得仕邦尚在澳洲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修读博士学位(1977～1982)之时,奉到圣严博士远道寄来他的《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来信申言明知在下不通日文,也特别寄来,严公心情的喜悦可知。可惜仕邦不能读得懂,学成后只好将这一著作转赠母校的图书馆,不将它带返香港,现在想起,仍然感到惭愧。如今引用这部书的出版者和年代,据〈著作年表〉。

　　106.他人指示研究论题治学难有所成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亡友杨勇博士,杨博士起初在某大学的中文系当助教之时,由于有意治学而不知从何入手,向当年的系主任求教,系主任敷衍他说:「你就试试研究陶渊明吧!」杨勇博士于是埋头去研究陶潜。可惜的是,研究者跟研究对象在精神上无法冥会(陶潜是个清高出世的田园诗人),故杨君的努力终无所成。不过杨博士只是研究陶渊明无所成,后来他改为注释《孟子》,此书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同学们人手一册的佳作!另一例子是某君进一家研究所作研究人员,所长要他研究梁启超(1873～1929),他便埋头研究任公先生。可惜的是,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一位政治家兼名学者,依现今学界通例,有意研究一位历史人物,是要通盘研究的,例如某君的贵州同乡刘子健教授(1919～1993)撰《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便缘于欧公属北宋的政治家兼名学者,两者都要论及。某君曾赴美国留学,应知这一学界通例,可惜他无国学基础,也不肯恶补这方面的学问,无从探讨博学任公先生底学术成就,于是毕生仅研究了梁氏的政治活动,换言之,费了一生心血,仅能探讨了半个梁启超!倘使某君警觉性强,及早发现研究范围非自己学力所能及,便应找别的Fopic去研究了!

　　107.出版者更改作者原来题目而出书的例子例如大陆国家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佛教研究室主任方广铝博士的大作《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北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原名《八一十世纪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是方主任的博士论文(见其书页2的任继愈先生(序〉文),大抵出版者以这题目太专门,故改今名,因此,方博士的书其实是一专题性的研究论着,而非大藏经在华的发展史。

　　108.见《智旭研究》页I-IV。

　　109.见《智旭研究》页V-VII。

　　11O.仕邦不愿研究有关思想问题的原因这完全由于在香港新亚书院听过唐君毅教授(卒于1978)的课之后,对哲学产生了厌恶之心,因此连「思想史」一类的题目也失去研究的兴趣。当然,仕邦没有资格臧否哲学的价值,只是不愿去研究它而已。

　　111.《新续高僧传》之「有不足信赖之处」及其原因圣严博士称《新续高僧传》是「不足信赖」的书,语见《智旭研究》页16l的注8。《新续高僧传》的撰写经过至于严公认为喻昧庵先生的书「不足信赖」,这要从此书的撰写经过讲起。《新续高僧传》(台北:琉璃经房,1967年)卷首有严修居士于癸亥年(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所撰〈序〉,略云:「今燕都法源寺道阶上人与诸山长老以纂修之事,属诸社友喻昧庵先生。(喻氏)乃百方采辑,五载精勤,癸亥秋初,编辑斯就。」(页l-2)同书又有喻昧庵先生的〈述词),略云:「戊午(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之秋,避地北来,寓于燕都法源寺。时道阶长老久怀悲愿,欲继往修(高僧传),屡举相属,然自揆梼昧,不敢轻许,但为修辑寺志,数月以来,志稿初就,复申前请。辞不获已,乃从事搜讨旧编,征求遗简,穷年矻矻,忽焉五稔,潦草命觚,大致麤就,癸亥(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夏四月朔日,衡阳喻谦谨述。」(页7-9)据此,则喻昧庵先生的撰写《新续高僧传》非出本愿,而缘于寄居的北平法源寺住持道阶长老的不断相邀,纔搜集史料并以五年时间写成,大抵在此情况之下,史料搜访未周,考据又未精审(仅有五年而写成六十六卷;涵盖自宋迄清末正传七七三人,附见六二三人的事迹),故疏略难免,尤其这非作者发心的撰述!更有进者,天台宗第四十四祖倓虚(隆衔,1875～1963)的自传《影尘回忆录》(台北:佛教出版社,1988年)第十七章第三节〈漩涡〉略云:「有一位湖南的文学家,替道阶作高僧传,欠人(指这位文学家)三百五十元,也来要钱。时高僧传已刻板出书,把道阶和给他要好,往南洋掘金的几个人,也列为高僧之一。因作书人是个穷秀才,指望卖稿餬口,言明每作一篇传,一定多少钱。这时如果不对道阶靠拢奉承一点,恐自己拿不到钱,不能维持生活。奉承又对他的作风不满,所以在后面给他(指道阶)作了个『僧而不高』的传记,语中欲褒寓贬。起初道阶没看出来就刻了板,后有人看出告诉他,因此道阶生气给一半钱,余一半不给。」(页54)按,据前面所引的史料,知道喻昧庵先生是湖南省衡阳县人,又替道阶法师撰写僧史,因此知道倓虚上人所述故事是指喻氏跟道阶法师之间的交涉,然则喻昧庵既然为了笔耕谋取生活费而着书,而且写好一位僧人的传记纔能领取一定的稿费,那么为了笔润而赶写,当然有考据不精的地方了。仕邦按,《新续高僧传》中没有民国以来沙门的传记,然则「僧而不高」的传记一语,也许是淡虚上人得之传闻而写入;又抑或喻昧庵书的初版原有这么一个僧传,而琉璃经房据以映印出版的版本则经已删去?今不可知了!

　　112.史料见于《智旭研究》本节页156的各注文之中,今不赘引。

　　113.两〈表〉中的非佛学著作如〈著作年代明确者一览表〉中页336所列举的《周易禅解》、页338的《四书蕅益解》,都属儒家典籍中的《周易》和《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的注释,这是「三教同源」思想下的著作。又页340的《袁子》,亦应非佛学著作。再者,〈不明其著作年代的一览表〉中页343列有《见闻录》是「古吴沙门智旭随笔」,则属随手所记的笔记,内容不见得都有关佛学。

　　114.关于《佛学解说大辞典》此书由日本研究佛学的学人们所执笔,各自对熟悉的佛教圣典写提要,这些提要较之《阅藏知津》更适合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需要。如今各大学图书馆往往购置一套以备查阅。

　　115.天台宗与律宗人物的修习净土法门关于这问题,请参拙作〈论佛祖统纪对纪传体裁的运用〉的注四四中的〈志盘偏重净土宗的原因〉和〈宋代净土思想弥漫一例证〉之所论(在页160-162)。拙文刊于《新亚学报》9卷1期(香港,1969年)。

　　禅宗人物的修习净土法门自从北宋永明延寿禅师(904～975)提倡修净土之后,禅宗自此走上「禅净双修」的路子。此事治佛教史的人无不知之,不待细表。如今的禅宗法师们,不是人人身挂一串念佛用的数珠的吗?

　　116.台北:东初出版社出版,1987年。

　　117.刊于《国际佛学研究年刊》的创刊号(台北,1991年)。

　　118.《智旭研究》页III

　　119.北平: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

　　120.《佛祖统纪·净土立教志》的内容关于这问题,请参拙作〈论佛祖统纪对纪传体裁的运用〉页129,及页160-161的注44〈志盘偏重净土宗的原因〉,刊于《新亚学报》9卷1期(香港,1969年)。

　　121.台北:法鼓文化公司出版,1999年。

　　122.参所著《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页186(北平:三联书店,1963年)。

　　123.版本及出版时地参注93。

　　124.参Survey页457-459。

　　125.这部书,可以在《卍字续藏》第一四九册找到。

　　126.参Jacques Barzun and Henny F. Graff合着的The Modern Researcher(A Hanbinger Book,Harcount Brace and World Inc,New York,Burlingame,1962)页22-24。入库时间:1899-12-30